宋徽宗是一匹“圈中狼”——有钱有文化的弱者
两宋时期,中国是世界公认的“有钱有文化的弱者”,“身体”条件之差令世界惊诧。
中国军队的战斗力为什么如此之差?他们究竟是一群什么物种?这就需要细细分解。
世人皆认为,宋之弱,在于“重文轻武”的国策。然而,北宋建国初期,对付西夏,军事上是处于上风的,对付契丹,打个平手;严重不敌的,是女真,全面不敌的,是蒙古。如果说“重文轻武”导致宋军不行,那么宋先于女真便亡在契丹之手了,何必再等下一个虎狼之师?
“武器与军费”决定战争论是错误的,简单的一句“重文轻武”也不能一言蔽之。恐怕,必须从更深的“物种起源”找原因。
世所共知,除了盛唐少数朝代,中国历代帝王多怕“夷”。不少学者把中国怕“夷”的传统归结为“狼道与羊道”的差异。其实,以笔者看来,中国的官军也是狼,与塞外作战的官军,他们不是羊,在国内,他们也是如狼似虎。但为什么这种狼打不过那种狼呢?
这就是同类不同种的问题了。如果把金兵喻为“草原狼”,那么防内不防外的宋军充其量算是“圈中狼”。所谓“圈中狼”,其实就是“内敛型”封建王朝制造的“窝里横官、兵”别称。他们主要具有四大属性:
一是侵占性。政府权力全部掌握在官僚手中,官僚有权以国家利益为理由,随意侵夺庶民的财产。
二是垄断性。将本应该属于国家资源,甚至机会的拥有,都朝有利于自己地位巩固的方向揽进。久而久之,变成世袭阶级。
三是低效性。把应尽的职责全然当做例行公事处理,没有工作的原动力,遇事拖拉、犹豫不决、敷衍应对。事非到非处理不可而绝不处理。
四是保守性。在官僚体制下,个人的权力是与其地位成正比例的。为了达到向上爬的目的,他们自然只能墨守成规,而不敢有任何逾越;同时为了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,当然更不愿做任何革新。
前两种特性铸就了官、兵“贪婪”与“凶残”的“狼本质”,后两种特性则给这种“圈中狼”注入了“惰性”和“钝性”。总之,这既是一种没有丧失本性的狼,又是一种反应迟钝的狼,最终成为一群“内残外忍”的奇异物种。
宋金战争,把宋军“圈中狼”本质暴露无遗。徽钦二帝,北宋这对著名“亡国父子”,即为典型“圈中狼王”。在国内,他们是“二圣”,从来不失“九五之尊”,而一到了金兵大营,没等逼迫,双膝就自动弯曲下来。
东京保卫战本来是有持久战机会的。但是,贱骨头父子先行露怯,东京保卫战时,敌兵尚未压境,金兵将领宗翰下通牒书,宋钦宗竟及时回信,说“一一听命”。金兵围攻东京,宋钦宗下令不得得罪金兵,一霹雳炮手发炮后竟被枭首处死。
中国皇帝频频告饶求和,大涨了游牧部落首领信心,一半吓唬,一半武力,以震慑之态,对东京城探囊取物。
当我们每哀叹这段国耻的同时,不能忽略这样一个深层“文明变种”问题——同样一个民族,为什么在唐太宗时能主导世界、而宋徽宗时却“人为刀俎我为鱼肉”?他们手中,拥有的是同一个华夏文明吗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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