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国诸葛亮是自己投奔还是三顾茅庐?
诸葛亮在《出师表》中说:“先帝不以臣卑鄙,猥自枉屈,三顾臣于草庐之中,咨臣以当世之事,由是感激,遂许先帝以驱驰。”后世公认的三顾茅庐,盖源于此。
但是历史上还有另外一说,即刘备屯兵樊城时(司令部扎在这里,军队屯驻于新野),曹操刚统一北方,诸葛亮知道,荆州是下一个目标,而刘表性格犹豫,不懂军事,故而特去找刘备。刘备同诸葛亮素无交往,且见他年轻,故以普通读书人看待,并不经意。
诸葛亮(网络配图)
在其他人走后,诸葛亮独自留了下来,刘备也不闻不问,只在那里编牦牛尾巴。诸葛亮问:“您是要实现远大志向,还是仅满足于编织牛尾?”刘备这才知道面前的青年人很不简单,扔下牛尾巴答道:“这是啥话,我是借此排泄心中的忧愁而已!”接下来,在一问一答中,诸葛亮托出了近似《隆中对》的制胜方略。这段内容载之于《魏略》,《九州春秋》也有大致相同的内容。
在这里,三顾茅庐与自己投奔两说又对立起来,到底哪一说才是事实?
现在看来,难分真伪,理由如下:
第一,蜀汉政权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,没有保存早先的原始资料供史家查询,诸葛亮是当事人,他的叙述似乎应该更可靠一些。然而这又是孤证,另一当事人刘备并没有留下三顾的证据。
第二,曹魏政权是东汉政权“禅让”的结果,它比较稳定,也有相应的史官及制度。更重要的是,《魏略》与《九州春秋》成书前,同其他史书一样,都有个史料收集的过程。隆中的文化圈子中,石韬、徐庶、孟公威等都在曹操、曹丕处做官,他们的回忆录或谈话,必然存在于当时,因此才能将诸葛亮自己投奔的过程说得绘声绘色,以致微小细节都不遗漏。然而,那三人毕竟只是局外人,他们的叙述大多也是听说而来的。
诸葛亮(网络配图)
第三,刘备不高看诸葛亮而自结牛尾,同《襄阳记》又发生矛盾。以此书记述,刘备访问荆襄名士司马徽(即水镜先生)时,司马徽曾说:“儒生俗士,岂识时务?识时务者在乎俊杰。此间自有伏龙、凤雏。”当刘备询问是谁时,他回答说:“诸葛孔明,庞士元也。”以此观之,诸葛亮找上门投靠刘备就难成立。然而《襄阳记》拥刘的政治倾向过于明显,作可信史料尚得谨慎。
综合上述三点,在难以断定的情况下,不如像为《三国志》作注的裴松之那样,将胸怀放广阔一些,让两个都有依据的史料共存一炉,别作武断式砍伐。
如果是三顾茅庐,那么,它就是诸葛亮与徐庶合演的双簧,但诸葛亮不肯“廉价出售”,须抬高身份以便于才尽其用。徐庶投奔刘备后,得到刘备的器重,进而推荐说:“诸葛孔明者,卧龙也,将军岂愿见之乎?”这当然是得到诸葛亮同意之后才推荐的。如果诸葛亮不愿意出山或者未选中刘备,作为好友的徐庶,断不能造次。在徐庶他们的文化圈子中,还有庞士元、崔州平、石广元、孟公威等人,何以独独推荐诸葛亮而不推荐其他人?当然是他们当时不肯投奔刘备的缘故。
诸葛亮(网络配图)
刘备说:“君与俱来。”徐庶答道:“此人可就见,不可屈致也,将军宜枉驾顾之。”徐庶投奔刘备,客观上是在为诸葛亮投石问路。既然诸葛亮已经选中了刘备,当然要同徐庶谈及相见的形式,只有诸葛亮不肯沿街叫卖时,徐庶才能传递出“可就见,不可屈致”的信息。显然,这是在抬高价码。“由是先主遂诣亮,凡三往,乃见。”
当诸葛亮决定投靠刘备时,其心情是迫不及待的,并作了充分的应对准备,而前两次的未曾出来相见,就有了矫揉造作的嫌疑,显然是在抬高价码。然而他又谨遵了“事不过三”的古训,所以在刘备第三次相顾时揭开门帘子走了出来。刘备是否看出了双簧的把戏,我们已无法得知。但是,刘备获得了礼贤下士的美名。刚一见面,诸葛亮就和盘托出了惊世骇俗的《隆中对》,他把天下形势剖析得那样透彻,把刘备的因应策略和将来的发展宏图都作了精当的规划。这当然不是即兴之谈,而是作了充分准备的结果。诸葛亮要取得刘备的充分信任,就必须一炮打响,让买家知道物有所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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