韩愈、袁枚的生财之道 拍死人马屁挣遗属稿费
文人墨客所倚赖者,文字也。为他人写序作传,当然要收取润笔之资,写墓志铭,一般用不着自己开口,主家也要及时奉上,为的是能多收获些美言。
韩愈是文章高手,很多人找他写墓志铭,他的“谀墓”收入很丰厚。韩愈写了一篇《平淮西碑》,唐宪宗将这文章的一块石刻赏赐给韩弘,他将功劳记在大将韩弘身上,对李愬轻描淡写。韩弘自然大喜过望,当即拿出500匹绢相赠。据考证,那时一匹绢值200文,一斗大米值13文,韩弘给韩愈的“润笔”费大致相当于7690斗米。当时的一斗米折合现在的重量约为13斤,现在买13斤普通大米大约需要26元。
明代曹臣的《舌华录·讥语》里记载了一个故事,大概是说有人借了韩吏部的银子,却并不还他,并称他的这许多钱财为“谀墓中人得耳”。因此,理直气壮地不仅不还,还认为自己拿了钱财还是应该的。言外之意,还嫌拿少了。
北宋的司马光曾在《颜乐亭颂》一文指出,韩愈“好悦人以铭志,而受其金。”韩愈受金为人撰写碑文之事,稍后的刘禹锡在韩愈去世后纪念他的《祭韩吏部文》中,透露了韩愈的润笔收入:“三十余年,声名塞天。公鼎侯牌,志隧表阡,一字之价,辇金如山。”所谓一字千金,不过如此。
唐朝时,“长安中争为碑志,若市买然。”富贵人物或者寺庙的墓志、碑文,不仅要求名家文字,还要求名家书法。当时,收入最巨的可谓唐朝的文人李邕,曾任户部员外郎、括州刺史、北海太守等职,精于翰墨,行草之名尤著,在碑文市场上春风得意、呼风唤雨,风光无限。一生穷困潦倒的诗人杜甫有一首《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》写道:“干谒满其门,碑版照四裔。丰屋珊瑚钩,麒麟织成罽。紫骝随剑几,义取无虚岁。”所谓罽,乃细密毛织物,与锦常并称,一张价值几万。在杜甫的描写中,李邕的润笔顾客盈门,商品式的碑文挂满四壁,金银财宝、珍品奇物等润笔物满屋。
白居易跟元稹结交数十年,情逾骨肉。但是,元稹去世之后,其家人请白居易撰写墓志铭。写好之后,元稹家要馈赠白居易奴仆、车马、绫罗绸缎以及银制马鞍、玉带等物,价值六七十万钱。白居易极力拒绝,但元稹家人几次三番给他送去。不得已,白居易只好接受下来,然后再转赠给了一座寺庙。
唐文宗时,撰写墓志铭一度成了长安文人的一个职业,同行之间还存在激烈竞争,每有大官去世,其门前必定挤满争写墓志铭的家伙,吵吵嚷嚷跟赶集似的,为了及时获取情报,他们还在棺材铺注了册(录名于凶肆),一有人去世,棺材铺就赶紧通知他们,以便早先一步抢到墓志铭的撰写权。
袁枚经济收入的来源之一是润笔费。由于袁枚名声在外,时常有富户为一篇墓志铭而送千金者。除了写墓志铭外,帮人题跋作序也是袁枚的生财之道。扬州有安姓的巨富,刻了一部书,以两千金的价格请袁枚题跋。《清史稿·袁枚传》载,袁枚所著《随园集》有三十余种,上自公卿王侯,下至市井小贩,皆知其名,甚至海外也有慕名来求其书者。高丽使臣团来中国时,偶尔读到袁枚的诗集,无不为之倾倒,便购买了数十部回国赠人。此后高丽来中国以高价购买袁枚书集者络绎不绝,袁枚的书一时洛阳纸贵。
张之洞担任湖广总督的时候,一次因为兴建近代事业缺钱,就打起了润笔的主意。有个富豪的父亲生前名声极差,为了粉饰父亲的生平,更为了“漂白”父亲的恶行,他就迫切想让张之洞出面为父亲写个墓志铭。有个最高父母官的肯定,谁还敢说父亲的坏话?张之洞还真写了。不过,张之洞按照一个字一千两的价格向富豪狠狠敲了一笔润笔费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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