外交奇才 一代名相富弼纵横捭阖瓦解辽夏同盟
因西夏国的消亡,西夏文没能“活”下来,出土的西夏文著作《德行集》等成为天书。前两年,有人研究发现,《德行集》的一段文字,实际上节译自苏轼的《富郑公(即富弼)神道碑》,是现存最早的用少数民族文字翻译的苏轼作品。这个发现表明西夏人对富弼其人其事的重视,也表明东坡诗文在西夏如同在辽国一样有过广泛的影响。
辽和西夏都曾是宋的对手和威胁,但都倾慕大宋的文化和制度。与汉唐时期的少数民族政权相比,辽和西夏有一个共同的特点:游牧民族占有了农耕地区,统治区兼有游牧、农耕等多种生活方式,这必然使他们更深刻地受到汉文化——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的影响。
富弼多次出使辽国,对西夏情形也十分关注,他清醒地认识到辽国“委实强盛”,西夏“日渐壮大”,与古代夷狄大不相同,已是中原文明的劲地。
在富弼看来,辽和西夏强盛的原因,正是由于他们进入了农耕区,这些农耕区的汉族英豪皆为其所用,“得中国土地,役中国人民,称中国位号,仿中国官属,任中国贤才,读中国书籍,用中国车服,行中国法令。是二寇所为,皆与中国等,而又劲兵骁将长于中国,中国所有,彼尽得之;彼之所长,中国不及。”
西夏国建立后,富弼最早意识到了宋辽夏三角关系的微妙。1038年,元昊自立并率军侵宋,不久富弼上书论事,在力主讨伐西夏的同时,指出西夏通过联姻与辽保持密切关系,他们极有可能形成掎角之势,共同侵伐大宋,或者互为声势,或者借助对方军队,如果形成这样的局面,那大宋的麻烦可就大了。他多次提醒朝廷,必须避免两面作战,那样的话,“即国用人力如何支吾其间?”所以决“不可使至于此极也”,凡涉及辽、夏的外交活动,他都以此为处理问题的基本原则。
1042年,富弼担心的问题终于出现了。辽国大兵压境,与西夏形成掎角之势,大宋顿时危急。富弼受命奔走于辽宋之间,他的任务,是化解与辽国发生战争的危险,并尽量降低代价。他投入全部的身心从事这项工作,在那样的条件下,可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。而在最终商谈增加岁币数额的时候,谙熟宋辽夏三角关系的富弼,不动声色地把西夏“磨”了进去。
辽国引火烧身
从效果看,富弼出使辽国十分成功。他透彻的分析,令辽兴宗打消了举兵南侵的念头,漫天的战争阴云消散。由于双方交涉深入务实,和约订立后,产生了很强的约束力。数十年后,苏轼所撰《富郑公神道碑》说:“增币二十万,而契丹平。北方无事,盖又四十八年矣。契丹君臣至今诵其语,守其约不忍败者,以其心晓然,知通好用兵利害之所在也。”
“增币二十万”,这是当时双方谈判的结果。与澶渊之盟一样,这次“熙宁增币”历来也聚讼不已,花钱买和平,宋朝这一特有的现象到底意味着什么,或许永远是见仁见智的话题。
按照宋朝史料记载,在大致商量好这个价码后,富弼附带提出了一个小小的要求,为后来很多事打下了伏笔。在签订盟约前,富弼和副使张茂实手拿两份国书、三份誓书,来跟负责接待的辽国大臣说话,辽大臣很奇怪:怎么用得了这么多份?富弼答道:我们是做了多手准备。联姻的事谈成的话,就需要以姻事盟誓;如果贵国能令西夏停战,那岁入金帛增20万,这需要一套国书、誓书;如果贵国不能约束西夏,那岁增10万,就是另一套文件了。所以我们准备了国书二,誓书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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