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擅长“编故事”和“炒作”的大官左宗棠
在任何时候,一个人要想出名早,最好的办法是有“故事”会“炒作”,左公恰恰是这样的人。早在学生时期,左宗棠就“好大言,每成一艺,辄先自诧”。他每写完一篇文章,都要先自我欣赏一番:怎么写得这么好,难道真的是我写的吗?联系到后来左宗棠到军机处上班,读到李鸿章的奏折时,“每展阅一页,每因海防之事而递及西陲之事,自誉措施妙不容口,几忘其为议此折者,甚至拍案大笑,声震旁室。明日复阅一叶(页),则复如此……凡议半月,而全疏尚未阅毕”,读一页即故意拍案大笑,半个月都没读完,此情形和学生时代如出一辙。
成年后的左宗棠,更是擅长“编故事”。第一个故事,道光十年(1830年),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丁忧回湘,当时年仅18岁名不见经传的“农村知识青年”左宗棠拜访他,贺为左之才气所惊,“以国士相待”,与左盘旋多日,谈诗论文,还亲自在书架前爬上爬下,挑选自己的藏书借给左看。此事载于《左文襄公年谱》,问题是二人见面的事,其他人并不在场,如何佐证?极有可能是左公自己创作或传播出来的。贺长龄是晚清的大学者,贺长龄之弟贺熙龄是左宗棠在城南书院的老师,他非常喜爱左宗棠,称其“卓然能自立,叩其学则确然有所得”,也仅此而已。
第二个故事,道光十七年(1837年),回家省亲的两江总督陶澍见到20多岁的举人左宗棠,“一见目为奇才”,“竟夕倾谈,相与订交而别”。不久又和他订下了儿女亲家。这个故事较之前一个更是“别有用心”。陶澍爱才,左宗棠得知陶大人回乡必经醴陵,故而事先写下一副对联:“春殿语从容,廿载家山印心石在;大江流日夜,八州子弟翘首公归。”上联“印心石”隐含了陶澍一个引以为豪的故事,看到此联,自然心花怒放,引为知音;下联更赤裸裸地拍了陶大人一记马屁。总之,一副对联击中了一个传统士大夫官僚的软肋,竟然不顾年龄和辈份悬殊,与之结为亲家。[$HR getPages$
第三个故事,道光二十九年(1849年),云贵总督林则徐在回家途中,因为闻悉左的大名,特意邀左到湘江边一叙。林则徐“一见倾倒,诧为绝世奇才,宴谈达曙乃别”。其实,林则徐见左宗棠,并非“闻听”其大名,而是缘于陶澍。陶、林二人关系不浅,左又是陶的亲家,陶在信中早已向林大人介绍过许多故事。左公拜见林大人,也是因为陶亲家的授意。林大人乐得给陶公一个面子,自然不惜美言。那么,三个故事都聚焦在左宗棠的“奇才”上,此时的左公到底露出过什么奇才来?后人很难晓得。凭常识判断,无非是左宗棠的口才,至于诗文之才——左公显然不如李鸿章,至今不见左公留有名诗文。至于其它才能,凭初识的一面应该难以判断。
为了抬高故事中的人物,左宗棠也毫不吝惜地抬举他见过的名人,如林则徐在左宗棠心目中被视为“天人”。更关键的是,这些故事一般限于二人交往之间,外人之所以得知,无非是当事人的对外传播。于是真真假假、虚虚实实,反正都变成了故事。对此,《清史稿》中说得直白:“(左公)喜为壮语惊众,名在公卿间。尝以诸葛亮自比,人目其狂也。胡林翼亟称之,谓横览九州,更无才出其右者。”还有一个经典段子,说的是长沙发生“劣幕事件”,左宗棠被人告发,受到追查,有个叫潘祖荫的大臣向皇帝上了一道奏折,说:“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,即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也。”更是将左公抬到天上。[$HR getPages$
潘祖荫的一道奏折果真如此管用吗?非也,左宗棠之所以被赦,完全得益于曾国藩、胡林翼、郭嵩焘等人的保救。而潘祖荫这句话或许是真的,却未见载于《清史稿》,倒是在民间广为流传。其所以流布者,无非是左公有意炒作,这与左公“喜为壮语惊人”的秉性极为相得。因此,当左宗棠后来抹杀曾国藩的救命之恩,即令时人感觉不公,为之抱不平。
左公擅长炒作,其手法其实很容易一眼看穿。比如湖南巡抚张亮基派人三顾茅庐,“制军于军谋一切,专委之我;又各州县公事票启,皆我一手批答”等话语,都出自于左公书信。好在几任湖南巡抚都还大度,否则这些话将一介地方大员置于何地?
左宗棠有才有谋不假,但他的为人识人实在有待商榷。他攀附贺长龄、陶澍、林则徐等人,固然能依托他们之大名成就自己的名气,但这些人对他事业并无帮助。相反,他瞧不起的“才具稍欠开展”的曾侍郎,才是他真正的伯乐、恩主。曾国藩对此看得很清楚,晚年他曾对幕僚赵烈文说:“左季高喜出格恭维。凡人能屈体已甚者,多蒙不次之赏。此中素叵测而又善受人欺如此。”可谓一语道破天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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