张之洞也曾回原籍参加“高考” 最终考取探花郎
现在的年轻学子常常为需要回原籍参加高考而愤愤不平,殊不知,160年前,有个名叫张之洞的少年也遇到过同样情形,其父张瑛在贵州兴义做知府,给他谋个学籍该是没问题,但父亲说了,我是当官的,不能开后门。于是乎,张之洞小朋友只好千里迢迢赶回河北原籍参加秀才考试。
那么,张之洞抱怨了吗?没有,他只是将这种磨砺化作了动力,一路过关斩将,最终考取探花郎。他的成功,显然得益于某种自我否定意识:若是动辄抱怨朝廷对不起他,恐怕打小就一蹶不振了,又怎能拜将入相,成为一代“忠实的爱国者”(《泰晤士报》评语)?
什么是自我否定?自我否定有哪些辩证元素?这些我就不细说了,理论忒繁琐,大概的意思,跟古人的“日三省吾身”有点类似。反省为的啥?为的是有所扬弃,既变革、克服某些不足,又继承、保留某些传统。张之洞的一生,正是不断自我否定的一生,追求的是国家利益最大化。
他曾经也是清流,在1879年前后,与宝廷、张佩纶、黄体芳等号称“翰林四谏”,用今天的话说,就是四大侃爷,诉求集中于改革弊政、肃整纲纪、兴修水利、坚决抵抗外国侵略等方面,慈禧太后似乎也能听得进去。
但张之洞很快发现,靠嘴皮子办不成事,还容易被人利用和操纵,便强烈要求去地方搞“试验田”。恰好山西巡抚出缺,他就去了山西。当时的山西可不是什么好地方,据说吏治为天下最坏,鸦片为天下最多,又适逢大祲(饥荒)之年,张之洞自己也说“山西官场乱极”“晋患不在灾而在烟”“堂堂晋阳,一派阴惨败落景象,有如鬼国,何论振作有为”。治理山西三年,张之洞自我否定后形成的务实风格尽显,劾贪渎,举廉明,肃清吏治,同时严禁鸦片、创办学堂、编练军队,筹办冶炼局,降低晋铁运销成本等等,政绩卓著,得到了朝廷的高度评价。
他曾经也维新,与康有为等维新派大佬交情不浅。
甲午战争失败后,他上《吁请修备储才折》,希望朝廷总结失败教训,变法图治。他的学生杨锐、亲信杨深秀等,都是戊戌六君子之一。康有为称张之洞“有天下之望”,谭嗣同也说:“今之衮衮诸公,尤能力顾大局……惟香帅(张之洞,号香涛)一人。”但是我们不难发现,张之洞的维新变革是有前提的,或者说是有预设立场的,那就是任何变革都必须忠于和维护大清王朝的法统。
康有为组织强学会,张之洞捐了钱,后来上海强学会成立时,他又以会外赞助人身份捐了款。当他看到慈禧太后逼令光绪帝封闭北京强学会和《中外纪闻》后,便借口学术问题,停止捐款。维新派在上海创刊《时务报》,张之洞时为湖广总督,不惜动用行政力量,要求全省各州县订阅《时务报》,并捐款千元。当严复的《辟韩》一文在《时务报》发表后,因为此文所议争民权事有悖于朝廷,他又很不高兴,授意屠仁守写了《辨辟韩书》进行针锋相对的批判。
此类的自我否定种种,在光绪末年十分常见。究其原因,在《湘学报》刊载关于孔子改制和鼓吹民权思想的文章后,他对陈宝箴说的一番话,表达较清楚:这件事“关系学术人心,远近传播,将为乱阶,必宜救正。”作为历史人物,张之洞或有局限,然这份忧国之心,不容抹杀。
他曾经也搞洋务,对曾国藩倡导的洋务运动身体力行,使僵死的大清帝国显出一丝生机。但他绝非食洋不化之辈,总结性地提出了“中学为体,西学为用”的主张,对那些“照搬”分子从来不屑一顾。比如容闳曾向他建议,聘请外国人担任清朝的外务、陆军、海军、财政等四个部门的顾问,同时选派一些有才华的青年在这些顾问手下工作。如果这样的话,国家还能叫国家吗?跟接管有何区别?对此,张之洞从来没有表态,他懒得费唾沫星子。
张之洞在湖光、两江办了许多学校,开了许多工厂,训练了许多军队,据说花钱如流水,还经常跟外国人借钱。但他对洋人的态度很值得玩味,时而亲德,时而亲英,作为抗日的坚定分子,却又直承钦佩日本。貌似言不由衷,常常自我否定,然外媒却评价说,“在他与外国人的关系中,张之洞一贯沿袭了传统的中华策略‘挑拨离间,从中渔利’。从本能说,他不喜欢也不信任任何其他国家,他只是善尽自己所能,利用这些国家个体与整体之间的利害冲突,使自己的国家从中得到最大的好处。”一言以蔽之,他从来不亲外,而是实用主义者。
对张之洞来说,自我否定是他作为“圣人之徒”所修炼的大智慧,不拘泥,承认不足,所以要变革;懂取舍,唯有用者,所以要用之,终开创我中华之近代化伟业。《泰晤士报》在他去世后撰文悼念:“其人一生生活节俭、朴素,对自我常持否定之心,堪与斯巴达人相比。”斯言不缪也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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