解密西安事变 东北军将领曾向陈诚告密示警?
1936年12月4日,蒋介石从洛阳抵达陕西临潼,目的在于“镇摄”东北军,争取陕甘“剿共”战争的最后胜利。临别之际,蒋不忘电告绥远省主席傅作义,可调高射炮密运百灵庙防卫日军,“以后出击部队,应特别注重对战车之防御战术与捕获方法”。一个多月前,蒋介石曾经进驻临潼,指示各部加紧“进剿”,张学良对此表现得很不耐烦,强烈要求调赴绥远抗日前线,甚至表示若再不允许抗日,今后对东北军的统率驭使,“必增困难”。蒋介石事先得到一些情报,张学良、杨虎城可能“不稳”,但考虑到“国家安危最后之关键”,决心再赴陕西。行前,蒋介石调升正在太原、宁夏居间协调绥远抗战的陈诚为军政部常务次长,嘱其迳行入陕。7日,陈诚到达临潼,详细报告了赴晋绥之经过,以及阎锡山、傅作义的绥东抗日作战方案,随后即往西安与张学良晤面。
听完绥远战事的部署情况,张学良不以为然:“中央之对绥远,乃系政治作用,非有诚意抗日,如诚意抗日,应即联俄容共。”陈诚当即列举了国防上的种种准备工作,并且信誓旦旦地说:“一至适当时机,即决然与日本帝国主义者作真面目的战争,至于联俄容共,其事决不简单。”张学良没有兴趣讨论抗日准备的细节问题,反而取笑陈诚“真是委员长的忠实信徒”。第二天,张学良再度来找陈诚,“自述其抗日之决心,与容共之把握”,同时发泄心中苦闷:“可惜委座不采纳我的主张,而且左右亦多不抗日之人,近来屡次对我严辞责备,即使我的老子,我也受不了。”(《陈诚先生回忆录——六十自述》,第194页。)
陈诚当日赴杨虎城晚宴,宴毕又赴东北友人密约,得知“东北军不稳”,“有不利企图”的消息。9日清晨,陈诚急忙赶至临潼报信,蒋介石不为所动,反而指示多与东北军将领正面接触,释义中央政策。东北告密人有言在先,“不愿任何人知其名”,陈诚或许也是将信将疑,所以也没有坚持己见。终于,枪声划破了广袤旷远的关中大地。12日清晨,同时住在西京招待所的南京军政大员们被集中到大厅等候确切消息。旋即东北军送来张学良、杨虎城“兵谏”号外,这才知道出了大事。午后,张学良亲自登门“压惊”,见面即说对不起,“这不是对人的问题,是对事的问题”。陈诚质问:“对人本无问题,余自投身革命,生死早已置之度外,绝无顾虑。至于对事,则试问你此种举动,究将何以善其后?委座身系国家民族之安危,设有差池,又将何以对天下后世?”张学良态度坚决地回答说:“我发动此举的用意,计有八项主张,业已通电全国,兄等之名亦已列入,稍待即可送来一阅。你我不必客气,要争要闹,仍同平时一样。”13日,张学良再找陈诚交换看法,结果仍是“安内攘外”和“联俄抗日”的剧烈交锋。此后连续数日,张学良每天不同时间必至西京招待所,向软禁中的军政大员传递事件进展,并与陈诚讨论政府改组等问题。24、25日,张学良均未出现,陈诚猜测大概是与宋子文等会商忙碌。翌日,杨虎城来道歉,始知事件和平解决,张学良已经释放蒋介石,一起飞回南京。
1949年1月,代总统李宗仁为了促成国共和谈,决定释放张学良。李宗仁致电台湾省政府主席陈诚:“张汉卿兄现在台省,希就近转知监视人员,先恢复自由,仁并拟约其来京一晤。”陈诚颇为赞同,打电报给下野的蒋介石:“职以为汉卿之于今日,释之无关重要,久羁适足为累,但惜处置较迟耳。为此,似可听其释放。”27日,蒋介石复电:“如有命令到台省释放张学良,似可暂不置复。否则可以并不知张学良何在,以此事省府向不过问之意复之。”
走笔至此,相信读者很想知道当年告密之东北友人究竟是谁?新近出版的《陈诚先生日记》有了答案。1961年12月11日,陈诚记曰:“刘翰东对国家、对领袖之忠诚,双十二事变我得先获悉,即渠痛哭告我,并说他为国家、领袖而告密,等于出卖长官,但不愿我使任何人知其名,明天即为二十五年前之双十二,因有感,故志之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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