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历史上两次胎死腹中的三足鼎立事件
三国鼎立是中国人最为津津乐道的历史话题。纵观中国历史,有那么两次几乎就要形成三足鼎立之势了,然而当事人或因本无野心,或因形势不利,都令鼎足之势胎死腹中。站在后来人的角度,这倒是历史之大幸,黎民的大幸。有时候,精英人物不为一己之私,少折腾,不折腾,极为难得。
1、公元前203年,韩信攻灭齐王田广、全歼项羽的援军后,已经拥兵四十万,成为项羽、刘邦之外的第三大军事力量。此时此刻,刘邦正被项羽围困于荥阳,处境维艰。此时,韩信若能脱离刘邦,独树一帜,当成三足鼎立之势。这一点,不仅项羽看出来了,甚至蒯通之类的辩士们也看出来了。于是,项羽派使者武涉劝韩信自立,三分天下。蒯通更是一展雄辩之才,“当今两主之命悬于足下,足下为汉则汉胜,与楚则楚胜”,“莫若两利而俱存之,三分天下,鼎足而居”,“夫以足下之贤圣,有甲兵之众,据强齐,从燕、赵,出空虚之地以制其后,因民之欲,西乡为百姓请命,则天下风走而响应矣”(《史记·淮阴侯列传》)。
蒯通的这篇说词极富感染力,然而落花有意,流水无情,韩信直接拒绝了蒯通的劝进,“汉王遇我甚厚……吾闻之,乘人之车者载人之患,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,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,吾岂可以乡利倍义乎?”(《史记·淮阴侯列传》)。我们从韩信生平事迹应该了解到,韩信其人并无政治野心,本质上仍是“学会文武艺、货卖帝王家”的那类人。倘若韩信真的自立为王,恐怕秦末战争不知又要延续多少年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韩信无疑做个件大好事,可惜刘邦这个政治流氓是看不到这些的。
有人设身处地为韩信考虑,认为其所处形势犹如蛇、青蛙、螳螂三物能够共生、共存一样,螳螂怕青蛙,青蛙怕蛇,蛇怕螳螂,由于此三种动物彼此都有所顾忌,所以共处一地却能相安无事。韩信与刘邦、项羽的关系也一样,彼此可谓相互制衡、相互依存。这个平衡一旦被打破,韩信必死无疑。从韩信自身角度考虑,这个分析有几分道理。反过来看,后来那么多以一己私利、不惜刀兵、铤而走险的精英人物(如吴三桂等等),恐怕也是吸取了韩信没有野心的教训。历史的镜子真像《红楼梦》里那个风月宝鉴,照出骷髅是生路,照出美女是死路。倒霉的倒是蒯通,差点为劝说韩信之事而下油锅。好在口舌辩才关键时刻救了他一条小命。不过此时有能力与刘邦争天下的差不多都被刘邦“烹了”,蒯通还不够被烹的资格。
2、无独有偶,两千多年后,还有人学蒯通,试着劝说曾国藩自立门户,三足鼎立。此人就是名满清末的一代名士王闿运。推崇纵横术的王闿运认为满清王朝根基已朽,太平天国难成大事,惟有湘军如日中天。手握重兵的曾国藩若能养寇自用,坐观成败,可将天下大局导向三足鼎立之势。然后徐图进取,必能收拾残局。
如同蒯通没有说动韩信一样,王闿运也没能说服曾国藩。据清人笔记记载,当时老谋深算的曾氏面无表情地听着王大才子纵论天下,手指却蘸着茶水在桌子上写满了“谬”。无趣的王闿运只得离去。其实曾国藩已不止一次被人劝说自立了,野史中留下了大量类似的记载。如李次清借贺功向曾国藩进言:“王侯无种,帝王有真”;胡林翼借曾国藩寿诞进联曰:“用霹雳手段,显菩萨心肠”;彭玉麟给曾国藩写信称:“东南半壁无主、老师岂有意乎?”;就连与曾氏不睦的左宗棠也曾劝说:“神所凭依,将在德矣。鼎之轻重,似可问焉”。但曾国藩终不为所动,作为道学家的曾氏,内心深处应该没有鼎足三分的野心,“倚天照海花无数,流水高山心自知”,当是他的真心话。
此外,曾国藩自愿放弃鼎足之势,也源于形势的不利。曾国藩深知清廷对早已湘军防范有加,并早已开展了大量分化瓦解的工作。湘军主要将领中,曾国藩的真正嫡系、死党,不过曾国荃、彭玉麟、鲍超而已,其余如左宗棠(1862年授浙江巡抚)、李鸿章(1862年授江苏巡抚)、沈葆桢(1861年授江西巡抚)、刘蓉(1863年授陕西巡抚)、刘长佑(1860年授广西巡抚,1862年两江总督,1863年直隶总督)、杨岳斌(1864年授陕甘总督)、刘坤一(1864年授江西巡抚),均被任命为一方督抚,已无造反的动力和打算。特别是湘军主要人物左宗棠、李鸿章绝非甘居人下之人,此时已经分别建立了自己小集团,又岂能俯首听命、甘为前驱?再者,这些极力煽动鼎足三分的人物,他们是不是也怀有不可告人的野心,反而鼓动别人为天下先、自己却在谋黄雀在后之利呢?更何况湘军此时已经严重腐化,“湘勇久成强弩之末”,这样的军队,一旦北上讨贼、逐鹿中原,又能有几成胜算?
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,善于审时度势的曾国藩并没有听信拥戴者的鼓噪而黄袍加身,从而让那个三足鼎立的妄想胎死腹中。实际上,曾国藩若真的昏了头三分天下、自立为王,以当时中国之严峻外部环境,列强势必大举乘虚而入,思想尚未开化的国人,恐难逃被奴化之命运,国家早就四分五裂、任人宰割了。那时,国家民族诚不知要危亡到何种地步。历史抉择关头,那些能决定历史走势的人物,如果少一些私利,多一些大局观念;少一点野心,多一许冷静淡泊,将功在当代、利在千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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