解密1934年南昌机场大火案 戴笠为何竟因此发迹

蓝衣社是20世纪30年代由一群黄埔生创建的秘密组织，胡宗南、郑介民、戴笠都是由此发迹。几年后成为民国三大派系之首，最终演变成中国历史上唯一的法西斯化运动。蓝衣社创立七年后因种种矛盾不宣而散，分化为三青团和军统局。

机场大火惊动蒋介石

所谓“南昌大火案”发生在1934年6月。这一夜，南昌机场连片的营房、停放在机场上的几架飞机连同众多的仓库，很快被火光吞没。直到凌晨时分，火光才渐渐暗淡下来。南昌机场处处灰烬。众多主要传媒的记者，团团围住了现场的最高官员、原航空署署长徐培根(蓝衣社外围分子)。

此时，徐培根已接到调令20几天，但新署长尚未上任，南昌机场仍由他负责。面对记者的种种提问，徐培根一言不发，眼里不断地溢出泪花。

几个小时后，全国各大早报纷纷刊登了南昌大火的消息;众多独立报纸也发表了评论。它迅速成为全国瞩目的焦点事件。

是千万华侨的血汗，无数市民的积蓄，乃至妇女的首饰和学童的零花钱，支撑起了草创的中国空军。空军是中华民国的希望，由三万民工历时九月、艰难建成的南昌机场，更曾使举国欢腾。这样的重重背景，使机场大火震动全国。南洋、欧洲乃至美国的众多华人报纸，也以呼天抢地的笔调，报道了这个事件。

大火也使得蒋介石异常惊诧、“悲痛莫名”。他命令侍从秘书、调查课课长邓文仪(蓝衣社元老)组成密查组，查清起火原因并追究相关人员责任。

邓文仪整整奔忙了大半个月，找到了大火的发端处：一处修建于1902年的旧式营房。徐培根后来谈到，“(营房)为木制，系副署长陈庆之要求改为航空队用。因房子已旧，需重修地板，在屋内堆有刨下来的木皮，火灾即是由吸烟引发刨花起火所致”……

然后，是责任人的追查。

这个责任人，被认定为一名执勤士兵。按照规定，在机场殷勤时不准吸烟;在烟瘾大作的情况下，这名士兵躲进了那处营房，无意中酿成这把震惊全国的大火。邓文仪由此得出结论，该案系“过失事故”。

这时候，各种民间谣传层出不穷，邓文仪感到了极大压力。为此，他迅速整理《密报纪要》，并提出三条处理意见：公审、枪毙肇事士兵并追究其官长责任;向海内外公布调查结果;邀请民众代表前来南昌听审，“以正视听”;最后，是迅速调拨专项资金，修复机场，以平息民间的普遍声浪……

此时，一个神秘的告发者出现了。

“告密者”与“劝阻者”的角力

《密报纪要》抵达蒋介石案头的第二天，南昌一家小报即全文刊登了这份文件，并附发长篇评论。该评论一口咬定，要被枪决的那名士兵，连同众多被撤职的军官，都不过是替死鬼。南昌大火，源于人为纵火，“纵火案在消弭贪污罪证。该员地位甚高，且和调查主官勾结甚深。官官相护，不仅贪污前案，即此滔天巨案亦将石沉大海……”

此后几天，众多报刊纷纷转载此文，一些大报还发行了“号外”，它们将矛头直接对准了徐培根、邓文仪，宣称徐培根是纵火罪魁、邓文仪乃包庇祸首。

其中流传极广的一个传闻是，这是一起极端恶劣的人为纵火案。纵火主谋徐培根不仅领着一份高薪，有着大笔灰色收入和受贿所得，他还很深地介入了证券、期货等投机领域。这一年，在期货市场，徐培根先后亏损了两三百万元。这么多钱，徐培根是从哪里来的？毫无疑问，是贪污、是挪用购买飞机的公款！及至事发前，徐培根即将被调走，倘若不销毁各种收支账目的话，贪污挪用必定案发。为此他指使亲信，在几处营房泼上汽油，制造了这把骇人听闻的大火。

与此同时，另一个说法不仅迅速传播于江西、宁沪各地，此后几十年，它甚至进入了许多严谨的历史传记著作。那就是“回扣说”：大火是徐培根纵火引发的，目的也是消弭贪腐证据。不过，徐培根的腐败，并非贪污、挪用，而是向美国公司购买飞机时收取的回扣。

而这个神秘的“告发者”，将这些说法汇报给了蒋介石。蒋介石当即下达手令，决定将徐培根连同“肇事士兵”、“责任长官”统统枪毙。

枪毙手令却被另一个人劝阻住了。“劝阻者”老谋深算地谈到，无论南昌大火是否人为纵火，都要将它定案为过失事件;此时枪毙徐培根的话，贪污腐败、人为纵火即成铁案，它必将影响形象。可先软禁徐培根，如有需要再杀不迟。同时，他提议撤销邓文仪的一切职务。

但他反对由CC系、中统势力复查此案。他说当务之急，是立即派遣干员前往美国，察访飞机制造商，查清徐培根是否收取回扣，“以正视听，挽回影响”;以防止有人因一已私愤，对蓝衣社落井下石而不惜扩大事态，使案件越描越黑，这个“干员”不能是CC系、中统人物……在他的建议下，这个“干员”人选，选择了特务处的负责人戴笠。

几十年来，沸沸扬扬，导致了蓝衣社重大挫败的“南昌大火案”，其真相始终隐藏在历史的深沉黑幕之下，让人无法瞥见它的根本。事实上，大火就如邓文仪所汇报的，由那个士兵的过失引发国家级的无风起浪、一波三折，则完全是人为的结果。

事实上，这是CC系、政学系的主要官僚，极其高明地利用“无官不贪”、先入为主的社会普遍心态，既有默契又相互防范，试图一举摧毁蓝衣社的倾轧杰作。在中华民国的历史里，几乎没有另外一个倾轧安全，可以和它相提并论。

戴笠的发迹

那个神秘的“告发者”，也就是将《密报纪要》泄露给舆论界的人，很久以后，才被人得知是CC系领导人之一陈立夫。而那个神秘的“劝阻者”则是政学系的头号人物杨永泰。

是时，三系之间的倾轧关系错综复杂。杨永泰不希望蓝衣社迅速被瓦解，他要留着这群毛头小伙，去为他分担CC系的可怕压力……为此，他以无可非议的理由，阻止CC系、中统的势力介入“南昌大火案”复查，以免陈氏兄弟乘胜追击、扩大事态。

据说，在软禁徐培根、罢免邓文仪之前，蒋介石召见了邓文仪，并历数着他种种“乖张失当”之处。这之后的问题，就是原属邓文仪、包括千余特工、堪比CC系、中统势力相提并论的调查课，将花落谁家呢？

1934年7月底，戴笠从美国赶回南京。他此行不仅以翔实证据证明了徐培根没有收取回扣，并且他在美国的短短几天内，面见许多华侨领袖、华人报刊记者，让千万华侨渐渐相信，机场大火是一起“过失事故”。

8月初，蒋介石的一道命令让戴笠欣喜若狂：已失去邓文仪的调查课“原有人事”，一概并入特务处;多达千余名特工专家、职业侦探，从此将划归他的手下。接到手令当夜，戴笠召集了全部驻京特务，大肆庆祝。席间，戴笠颁布了严令：各特务必须对调查课人员一视同仁，倘有先后、门户、小派系之分，一律格杀勿论！

次日，他就迫不及待地行使起了自己的新权力。按照邓文仪交出的花名册，他命令调查课全部的1628名人员，即刻到南京受训并改组。与此同时，在他的率领下，145名特务处原有人员，也全部到机场、车站、码头隆重迎接，以示欢迎。

几十年后，邓文仪心情复杂地谈到，“此为戴笠俱事业中之重大事件……特务处由此始为一组织，军统局由此成型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