贞观之治背后的价值追求 人口增长已经成了要务
中华民族在悠久的历史中,创造了无数的灿烂文明,开创了一个又一个的盛世传奇。中国历史上的不同“盛世”,各有其特点。但这些“盛世”无一例外的就是自觉的把尊重人民的利益作为施政的主要价值导向。可以这样说,“仁爱精神”是历代统治者之所以能够创造“盛世”的重要原因。我们以中国历史上有名的“贞观之治”为例,来看仁爱的价值导向与盛世之间的关系。
公元627年,李世民登基,取年号贞观。贞观二年,唐太宗对大臣们说:“凡事皆须务本,国以人为本,人以衣食为本,凡营衣食以不失其对为本。”李世民登基后不久,关中大旱三年,并且发生蝗灾,数十万的百姓吃饭都已经没有着落,几十万的流民甚至想冲进皇宫。当时,政府曾希望老百姓打死蝗虫以减少虫灾的影响。可是当时很多的民众信仰佛教,不敢做杀生的事情。天灾、流民、蝗灾等各种不利因素叠加在一起,一场危及唐朝稳定的大的事变马上就要发生。这个时候,李世民在护卫的保护下接见了流民,并发表了讲话。他说:今天旱灾如此严重,再加上蝗灾,人民流离失所,食不果腹,衣不蔽体,我李世民对此负有责任。请乡亲们一定要打死蝗虫,尽可能保证粮食的产量,只有这样才能让大家有饭吃。如果上天要将降灾的话,就让我一人承担!然后,他一把抓住了几只蝗虫放进嘴巴咀嚼,然后告诉乡民:如果打死蝗虫有因果报应,那就让朕承担责任,蝗虫只管来吃朕的心肝。李世民听说由于旱灾和蝗灾,很多家庭不得已卖掉了孩子,便下令用自己的专用财物作为赎金,帮助那些贫困的家庭赎回孩子。
李世民的话,让我们看到一个伟大的君王,在心中都是把仁爱天下视为自己的自觉。而且在万民的面前,自己的生死都可以置之度外,从这个意义上,李世民能够创造贞观之治的伟业,绝非偶然。
在施政的过程中,他自觉以隋亡为鉴,密切地注视着民心、民情和民意,紧紧地团结周围的文武大臣,先后实行了一系列比较开明的政策:减少苛捐杂税,不过分奴役和压迫农民;严惩贪官污吏,奖励功臣良将;重视科举取士,选拔统治人才;革除弊政,励精图治;善于倾听不同意见,不断改进统治方法,等等。在短短的数年时间内,取得了显著的成绩,经济和文化也随之得到较好的恢复和发展,出现了所谓“路不拾遗,夜不闭户”的良好社会风气。史学家们把这一段历史时期誉之为“贞观之治”。虚心纳谏,聆听忠告,乐于规劝,这是“贞观之治”在政治上的一个突出特征。唐太宗求谏时态度诚恳,方法多样。对的,则加以褒奖;错的,也不以委罪。对于来自四面八方纷纭复杂的各种意见,他判明是非,分清曲直,择其善者而从之,令其不善者而改之。大家都知道魏征的例子。魏征对唐太宗的不当行为,敢于当面直谏。有时不免让唐太宗难堪。但魏征逝世后,唐太宗非常难过,说“我丧失一面镜子了!” 知人以心,信人以贤,用人以才,待人以礼,广罗天下各种人才,这就构成了“贞观之治”的又一个鲜明的特征,同时也是唐太宗被后人界定为贤明君主的重要标志。唐太宗坚决反对以人际关系和血缘亲情为标尺来选拔人才。他注意从新人、疏人,甚至敌对营垒中选用许多杰出的文官武将。著名的政治家,忠于职守的当朝重臣魏征,就是他从敌对的政治集团中选拔出来以后加以重用的。“贞观之治”的第三个特征是唐太宗和他统治集团里的重要成员,一般都能节制开销,收敛私欲,精简机构,减少赋役,反对奢侈,杜绝贿赂,尽一切可能减轻人民负担。
据史书记载,贞观年间,“官吏多自清谨。制驭王公、妃主之家,大姓豪猾之伍,皆畏威屏迹,无敢侵欺细人。商旅野次,无复盗贼,囹圄常空,马牛布野,外户不闭。又频致丰稔,米斗三四钱,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,自山东至于沧海,皆不粮,取给于路。入山东村落,行客经过者,必厚加供待,或发时有赠遗。此皆古昔未有也。”
在法律的执行问题上,太宗又反复思考,坚决反对酷刑。他说:“人死了不能再活,执法务必宽大简约。”由于太宗的励精图治,贞观年间社会治安良好。在某一年,全国判处死刑的只有二十九人,可谓创造了历史的奇迹。历史记载,公元632年,对那些判处死刑的人,李世民准许他们回家办理后事,明年秋天再回来行刑(俗语所谓“秋后问斩”)。次年九月,二百九十个囚犯全部守约回来。由此可见老百姓对领导人心悦诚服。贞观之治所取得的成就,即便是放在今天,都是让我们肃然起敬的成就。不要说是在一千多年以前,即便是在今天看来,贞观年间的那份成就和自信,都不失为人类文明的一个高峰。客观上看,贞观之治是由多种原因成就的一个历史辉煌。太宗时期的文化蔚为大观,滋养、教化了民众素养;领导人胸怀大志,励精图治,大有作为;各位臣工能够兢兢业业,各行各业能够各司其职,这都是贞观之治能够形成的原因。
如果我们对贞观之治的成就原因和各项政策做一个分析,会发现:贯穿贞观之治各项政策的核心就是“以民为本”。一个以民为本的领导人,才能认识到“水能载舟亦能覆舟”;一个以民为本的领导人,才能勇于自视自我的错误,善于倾听别人的批评和指教;一个以民为本的领导人,才能真正轻徭薄赋,爱惜民力,惩治腐败。而以民为本的实质,在那个时代,实际上就是仁者爱人的一种体现。
现在在史学界有一个不好的现象,有一些人为了博得读者的好奇,以此获得浮名或者利益,不顾基本的历史事实,或者刻意对历史做出“别致”的解读,结果不仅违背了研究史学的本意,而且还会对读者产生误导。史学的研究,不仅仅是探究历史的原貌,而且也在于通过对历史的研究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,激扬正气,学习先贤,从而真正起到以史为鉴的作用,让人们在历史的营养中变的睿智和理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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