鉴真轶事:鉴真第六次东渡日本竟依赖海盗帮助
近日,海南海洋文化研究会成立,征集相关论文,在所列举的论题中,多方涉及,却忽略对海盗现象的考究。在海南的海洋文化中,海盗故事和他们所埋藏的宝藏一样,被时光罩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,沉淀到了历史的角落。其实,在唐朝天宝年间,鉴真第六次东渡日本之际,曾因受海南崖州大海盗冯若芳等人相助,东渡才得以成功,双方结下一段不浅的缘份,他们之间的友谊,也成为历史烟尘中值得玩味的一段往事。
首次东渡鉴真“被海盗”
大唐天宝二年(公元743年4月),受日本留学僧人荣睿、普照的邀请,鉴真及其弟子等21人准备从扬州出发,东渡日本。然而,唐朝政府并没有批准鉴真东渡。当时推崇道教的唐玄宗对佛教则采取了“抑而不毁”的政策。
开元二年(公元714年),唐玄宗下令削减全国的僧人和尼姑数量,一万二千多僧尼被还俗,并禁止再造新的寺庙,禁止铸造佛像,禁止传抄佛经,禁止官员和僧尼交往。鉴真要去日本,也惟有采取“偷渡”的办法。
当时东南沿海海盗横行,倭寇也不少,台州(今浙江临海、黄岩、温岭、仙居、天台、宁海、象山等县地)、温州(今浙江温州市及永嘉、乐清、瑞安、平阳、文成、泰顺等县地)、明州(今浙江甬江流域及慈溪、舟山群岛等地)海边都遭受其害,海路阻塞,公私断行。在此形势下,鉴真一行的动向,格外引人注目。
东渡准备工作在顺利地进行着,岂料却发生了内耗。
鉴真大弟子道航认为:如海和尚只是少学晚辈,不适合跟随鉴真东渡。如海和尚大为不满,就秘密向淮南采访厅采访使诬告:长安和尚道航和日本和尚荣睿、普照等人造舟入海,与海盗勾结。有若干人,已备好干粮,分布在既济、开元、大明寺,不久要带领五百海盗洗劫扬州城……
采访使听后,极为震惊,当即扣留了如海,并派兵到各寺院搜寻中日僧人,道航、荣睿、普照等都被捕,船只和物资也被查封。后查明是诬告,人(僧)放了,所造的船只却被没收归公。鉴真第一次东渡胎死腹中。
……
鉴真与海南海盗结缘
天宝七载(748年)春天,荣睿、普照又绕道潜来扬州,来到鉴真大师当时居住的崇福寺。他们小心地问鉴真大师,是否还有东渡的打算。
鉴真大师坚持初衷,毫不犹豫再次着手准备。就在这一年的六月二十七日,鉴真大师居然又率领弟子们,从崇福寺出发,到扬州新河上船起航了。更想不到的是,这第五次东渡竟然会是“一生辛苦,何剧于此”!(《唐大和上东征传》)
船行到狼山,又遇见大风,辗转到了定海的小洋山。一个月后,风向不错,船行到了舟山附近。停留一段时间等风后,又向着今天普陀山南出发。而就是这一段航程,让鉴真大师一行备经苦难。同年十月十三日,在海上漂流了14天后,他们竟然航行到了海南岛南端的崖县。
当地头人冯若芳隆重接待了鉴真一行,并把他们安排到自己家里,虔心供养。
张家港博物馆的一位考古专家曾经谈到,“按唐代法律,非国家派遣不得出国,而东渡的鉴真在当时不是国家派遣,只是一位私自出国的‘偷渡客’。”
为何鉴真在海南成为座上客,并得到厚重资助?
《东征传》说到的冯崇债、冯若芳是亲戚。官府与海盗相互依托的实录告诉我们,隋唐时,海南存在一个豪强割据现象。据此,可知盛唐时冯氏在海南还是很大的豪族。他们是高凉冯氏的后裔,豪族之间相互兼并,至梁前期以高凉冼氏为最大。自冼夫人嫁冯宝而冯氏取代冼氏为最大豪门,其子孙散落在海北、海南。海北盛于隋季唐初,至武周后式微,其在海南者则盛唐时仍为大豪族。
冯崇债这个大首领仅为振州之别驾,乃州刺史之佐贰。可见,海南诸冯与唐朝廷之间的关系必不如海南之北,所以,地处南端的振州对唐朝的法规不甚“敏感”,对鉴真这样的大和尚,振州别驾冯崇债明里暗里都知道鉴真私自东渡,他们不仅没有处理他,还亲自带领官员僧俗相迎,乃至亲自掌勺做饭,供养鉴真等人。
盘踞万安州的大海盗
古崖州(振州)在中国史书上占有一席之地,一个重要因素是因为水南村的大港。大港作为通商口岸,在海南古代海上交通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。在唐代,我国的对外贸易已十分发达,往返于广州、扬州、泉州和波斯等国的中外商船,为了避风和取水,经常停泊于大港。大港成为南方海外交通的中转站。当时海南的金银、珍珠、玳瑁、香料、槟榔等土特产也从这里远销国内外各地。偏僻的海岛,物产如此丰富,还有繁忙的物流中转中心,物产一周转,自然激起一些豪强的贪婪之欲。冯若芳不过是豪强中的“成功人士”。
当时在冯崇债治下,海南有两个大海盗,一个叫陈武振,一个叫冯若芳。两人均以劫掠外国特别是波斯商船为业。
关于唐代海南的海盗,《太平广记》记载:唐振州民陈武振者,家累万金,为海中大豪。犀象玳瑁,仓库有数百个。先是西域商船,飘溺至者,因而有焉。海中人精通诅咒的法术……凡商船经过海路,不幸风漂迷路,到了振州境内,振民就登上山头,披头散发地诅咒,诅咒过后果然起风扬波,兴风作浪,商船也就开不动了,肯定会漂到所咒之地便停下了———武振就因此而发了大财……
如此记述像是有些夸张,但陈武振肯定是唐朝振州(三亚)的一个重要海盗,他的万金家财都是靠抢劫西域商船所得。不过陈武振的劫掠够不上冯若芳,也不如冯若芳富有。据说是恰恰因为陈武振“善咒术”,念咒念得“船不得行,由是劫掠”,被人上告,就获了罪,巨额家财充了公,当时因为钱财认他为兄的官吏韦公干也就跟着栽了。
据史料记载,据载,冯若芳“每年常劫取波斯舶二三艘,取物为己货,苏芳木露积如山,其余财物,亦称此焉”,甚至形成了一个“南北三日行,东西五日行,村村相次”的波斯奴婢村。以此推测,冯若芳乃唐玄宗天宝年间,盘踞海南岛万安州(今万宁市)的大海盗。
从史料看,冯若芳的家财恐怕富可敌州。他会客时焚烧价值昂贵的“乳头香”,而且一烧即百斤。乳头香极其名贵,是外商赖以与中国贸易的奇货,冯若芳却用以当火烛。
据记载,鉴真一行羁留海南的近一年半时间中,所接触到的海南崖州(振州)的头面人物中,主要为冯若芳、冯崇债等等。
鉴真第六次东渡日本带十二种香,约六百余斤。那些香是用海南特产香木制成的,都可能是大海盗冯若芳相赠。
唐代海南岛上奴隶主的势力还很强大一说,并非臆断,确有实据。尽管中土已不存在这方面的记载,幸而在日本还保存着很说明具体情况的有关文献。鉴真和尚东渡日本,日本著名文人真人元开在鉴真圆寂后十六年,受随鉴真东渡弟子思托的请托,根据思托记录,将鉴真一行东渡的始末经过,撰成《唐大和上东征传》一卷。此书有幸流传了下来,书中载有天宝时海南岛冯氏的情况,摘录如下:
天宝七载,鉴真一行第五次东渡,约在舟山附近,遇大风,漂流十余日,“乃到振州江口泊舟”。州“别驾冯崇债遣兵四百余人来迎”,至州城,迎入宅内,住一年。“冯崇债自备甲兵八百余人送,经四十余日,至万安州”。“州大首领冯若芳会客,常用乳头香为灯烛,一烧一百余斤。其宅后,苏芳木露积如山。其余财物,亦称是焉”。
“行到崖州界,无贼,别驾乃回”。至崖州,游奕大使张云(张云实际上也是大海盗,笔者注)出迎。“……彼州遭火,寺并被烧。和上受大使请造寺。振州别驾闻和上造寺,即遣诸奴,各令进一椽,三日内一时将来”。自崖州至澄迈上船,三日三夜达雷州。
第六次东渡成功冯若芳功不可没
冯崇债供养鉴真一行达一年,又亲自率领甲兵八百余人远送至崖州。若无海盗冯若芳的帮助,几无可能。
何况,鉴真要在崖州造寺,冯崇债又命令“诸奴”三日内奋进一椽,营建成佛殿、讲堂、砖塔、释迦丈六佛像,其财力之雄厚可想。可想而知的是,当时冯崇债官职只是振州别驾,他若单纯动用公家财力是难于给鉴真如此巨大的财力支持,还得仰仗冯若芳的资助。而这些资助,冯若芳心甘情愿。
海盗冯若芳的财货奴婢多得自劫掠波斯船舶,与《通典》论岭南风俗“浮掠不忌”之语正相符合。岭南风俗未必都是如此。海南岛地处僻远,社会发展阶段落后于大陆,又有掌控海上交通线路之便,天高皇帝远,从而形成“俘掠不忌”的风俗则是不足为怪的。
鉴真六次东渡中,这一次的行程最长、遭受艰险最大。鉴真一行在海南休整近一年半后,返回扬州,开始为他的第六次东渡日本做准备。
三天后,冯崇债继续护送鉴真一行抵达崖州(今琼山)。这里已比较安全,冯崇债便拜别鉴真,领着八百余兵卒依依惜别,返回振州。
在眼睛失明的情况下,已入花甲之年的鉴真因有了冯崇债、冯若芳等人的帮助,第六次东渡日本,终于成功。
到达日本后,鉴真传授戒律,度人济世,成为日本律宗的开山始祖,深受日本人的尊崇,日本人尊称他为“过海大师”。为中日友好往来和交流立下了汗马功劳。
让人颇感兴趣的是,大海盗对佛门高僧鉴真如此恭敬,给以极高的礼遇。这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。是为了给官府面子?还是想迁善成佛?
大海盗也罢,无欲无求的圣人也罢,一切已成过眼烟云。惟一让人回味无穷的,是海南岛与佛教高僧在不经意间结下的那段缘。三亚的大海盗为何对鉴真如此友善?依然是历史之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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