贞观四年发生一事李渊心悦诚服原谅李世民篡位
武德九年(626年)六月,玄武门事变爆发,大权旁落于李世民手中,唐高宗李渊在诏书中也只能说“自今军国庶事,无大小悉委太子处决,然后闻奏”。仅仅两个月后,李世民登基,李渊做了太上皇。没多久,李世民便开始对李渊在位时的大政方针进行“拨乱反正”。李渊颇重宗室,在位时曾封王数十人;李世民上台仅三个月,除了几个有战功的,已经封王的宗室统统被降为“县公”,其间充斥着杀伐决断,根本看不到半点对太上皇的尊重与顾忌。
贞观六年,御史突然上疏,说大安宫比起皇宫来“尚为卑小”,必须大作休整,才能“以称中外之望”——基本已是直接用国内外观瞻来向李世民施压,让他重视太上皇很有问题的居住状况。御史甚至对此时正在外避暑的李世民直接开炮说,“太上皇尚留暑中,而陛下独居凉处”,催促李世民早日回宫,“以解众惑”。天下哪有儿子乘凉、父亲捱热的道理?就算你是皇帝也不成!
很明显,除了政治生活的彻底淡出,李渊竟然连最基本的居家养老都过得不太如意,大唐的士大夫阶层因此对李世民颇有怨言。
同样在贞观三年,一件更让李渊郁闷的事情发生了。李渊在退位之后的一大精神寄托来自于与当年旧臣勋戚把酒言欢,其中与他最亲近的当属裴寂。尽管裴寂在李渊退位之后基本上就成为了政治花瓶,但到了贞观三年,李世民突然找了一个与妖僧交往的莫名理由将他罢黜并遣返回老家。当他驳回裴寂想留在长安的请求时,竟然还顺带批评了太上皇,话说得相当不厚道:凭你裴寂这样的水平,竟然能做到今日的官位,太上皇当政之时的种种政治乱象,都是你裴寂的责任,我不处理你,让你回家养老,就算很不错了
贞观四年,一桩突发的历史大事件似乎让李渊从去年的郁结心情中走了出来,太上皇和皇上的冰冻关系也随之迎来了转机。
这一年,大唐在与多年死敌突厥的战争中大获全胜,连颉利可汗也被俘送至长安。李渊显然回想起了起兵之初被迫向突厥称臣的屈辱往事,不禁心情畅快,心悦诚服地慨叹:我儿子灭了突厥,为我报了大仇,“吾托付得人,复何忧哉”!在家国天下的大格局面前,李渊终于放下了,当年被逼退位之恨也不再提了,因为儿子帮他报了国仇。接下来的场面与之前的父子离心大相径庭——父子二人都喝High了,太上皇弹起了琵琶,皇帝跳起了舞,父慈子孝,一切心结似乎都已烟消云散。皇帝与太上皇的关系自此迅速升温,史书中突然也多出了皇帝频频在打猎后,给太上皇献上猎物的记载。到了贞观六年十月,父子关系又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,出巡归来的李世民和皇后到李渊的寝宫送上了很多礼物,其后更是大摆家宴,“夜久乃罢”,最后李世民竟然要求亲自为李渊的车驾拉车,李渊觉得不合适,就换成了太子代劳。
伴随着大唐国运的昌隆,皇家大团圆也逐步趋于美满,与儿子关系渐入佳境的李渊开始部分回归政治生活。贞观八年三月,李渊宴请西突厥使者时,突然大发感慨,“当今蛮夷率服,古未尝有”。
李世民听见后,哭着给父皇敬酒,将功劳都追溯到了李渊身上,这极大地满足了李渊的自尊心。长孙皇后甚至亲自为公公理鬓梳头戴帽子,看到李渊的白发后感叹公公“发白都尽”,然后李世民就又和她一起哭得稀里糊涂,温馨场面一如民间的几代同堂,参加宴会的大臣们“莫不内怀感悦”。
还是在贞观八年,李渊回到了他熟悉的阅兵场上,重温当年金戈铁马的岁月。阅兵后兴致大发,他又在宫中举行了一场三品以上高官都要参加的宴会。席间,他命突厥可汗跳舞,又命南越酋长诵诗,场面盛大至极。李渊此时又发了一句著名的感慨:“胡越一家,自古未之有也。”
对于太上皇爱面子的路数越来越熟悉的李世民马上就接过了话,说自己从小就接受太上皇的教育,平定天下的功劳不是我的,而是太上皇的。这场酒宴,又喝到了半夜。
从李渊和李世民的和解过程来看,大唐对外战争的胜利成为和解的最大成因。儿子帮李渊报了向突厥称臣的奇耻大辱,盛世让他这位开国皇帝也与有荣焉,臣子们与李世民将功劳让与他,更是成为了李渊一碰就乐的敏感部位;而盛世也极大增强了李世民的执政自信,他碰见父亲时再也不用为当年玄武门之事而尴尬了,更关键的是皇位也随之牢不可破,再也不必担心来自父亲的威胁,这也让他越来越乐于给予父亲更为宽松的政治生活空间,而这反过来又推进了父子关系。如果李世民在位期间边患四起、内政不安,和太上皇的关系又会发生何种微妙变化?太上皇旧臣会不会图谋复辟?皇帝会不会先下手为强?幸好,在盛世面前,很多政治矛盾都会被消解,至少是深深地埋藏了起来。
这对父子的故事似乎是以一个极其光明的结尾结束的,但是,最后一则史料却破坏了这个善良的计划。
贞观九年五月,李渊以70岁高龄驾崩,结束了他低开高走的九年太上皇生活。一开始,李世民表示要以刘邦长陵的高标准为父亲营建献陵。但由于工期紧张,在房玄龄的建议下,降低为按照汉光武帝原陵的标准进行,也就是把九丈的封土改为六丈。这似乎没有什么,但魏征却揭开了这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帝王家事。
李渊驾崩的第二年,长孙皇后也去世了,葬于规模比献陵更大的昭陵时,悲伤的李世民专门在宫中修了一座高台以远观。一次,李世民邀魏征一起登高远观昭陵,魏征故意说看不到,李世民就指着昭陵的方向告诉魏征。这时,魏征相当大胆地来了一句:“以为陛下望献陵。”如果说的是昭陵,那还用特意仔细看吗?昭陵那么明显,比献陵大多了。
作为盛世君主之父,太上皇李渊的“前盛世”政绩或有筚路蓝缕之功,但由于儿子的政治光环过于耀眼,他注定是被掩盖、被低估的盛世背影。更无奈的是,被逼交权本应该赋予他的道德优势,却在盛世的喧嚣中显得那么无力可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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