润笔轶事:司马相如因《长门赋》得黄金百斤
为人题诗、作文、写字或者绘画,因为人情往来,多少总有些酬劳。这份酬劳,古人称之为润笔。润笔一词,出于《隋书·郑译传》。隋文帝赐宴郑译于醴泉宫,“令内史令李德林立作诏书,高颎戏谓译曰:‘笔干。’译答曰:‘出为方岳,杖策言归,不得一钱,何以润笔。’”后世便称“以物求文,谓之润笔之资”。
古代没有稿费制度,文人即使写出了字字珠玑的锦绣文章,也未必能变现。所以赵壹说“文籍虽满腹,不如一囊钱”,李白说“吟诗作赋北窗里,万言不值一杯水”。用力多而所获寡,抱椠怀铅之士对于文章的廉价不无抱怨。
但是历史上有的作家润笔之高却令人咋舌。历史上第一个拿到高润笔的作家,大概是汉代的司马相如。王楙在《野客丛书》中说:“作文受谢,非起于晋宋。乞米受金,为人作传,不足道也。观陈皇后失宠于汉武帝,别在长门宫,闻司马相如天下工为文,奉黄金百斤,为文君取酒,相如因为文以悟主上,皇后复得幸。”司马相如应陈皇后所请而作的是《长门赋》,但陈皇后因为一篇赋而重新得宠之事却于史无征。辛弃疾在《摸鱼儿》一词中说:“千金纵买相如赋,脉脉此情谁诉”,便道出了陈皇后买赋之后辛酸和无奈依然如故的事实。尽管陈皇后不曾因为《长门赋》而扭转颓势,但是司马相如所得黄金百斤可谓一笔巨款。颜师古在《汉书》注中指出,司马相如所处的时代,“一金,万钱也”。按这个比例计算,司马相如《长门赋》卖到了一百万的价钱。
虽说善恶在我,毁誉由人,但文章具有铄金之力,“随你清如伯夷,少不得一篇极恶的文章送归林下;随你恶如盗跖,少不得一篇极好的文章送归地下。”因此,唐代人对于作为盖棺定论重要组成部分的碑铭非常重视,一反过去不树不封的传统,极其重视树碑刻石。根据《新唐书》记载,李邕作文,长于碑颂,“人奉金帛请其文,前后所受钜万计。”以致洪迈在《容斋随笔》中说:“自古鬻文获财,未有如邕者。”杜甫在《八哀诗·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》中也写道:“干谒走其门,碑版照四裔。各满深望还,森然起凡例。”这表明李邕不但以写碑颂获得了可观的润笔,所写碑颂还成为至高典范。
韩愈文起八代之衰,卓然成一家之言,被人视为泰山北斗,但在碑铭的写作上也不遗余力。因为声名显赫、地位高贵,韩愈所获润笔不菲。刘禹锡在《祭韩愈文》中指出:“公鼎侯碑,志隧表阡,一字之价,辇金如山。”韩愈一个字可以换来一座金山虽然不无夸张,但韩愈赚得盆盈钵满却是毋庸置疑的。以至于门客刘叉都看不下去了,“因持愈金数斤去,曰:‘此谀墓中人得耳,不若与刘君为寿。’”
裴度修缮福先寺,皇甫湜写了《福先寺碑》一文,《新唐书》记载,“度赠以车马缯彩甚厚,湜大怒曰:‘自吾为《顾况集序》,未常许人。今碑字三千,字三缣,何遇我薄邪?’度笑曰:‘不羁之才也。’从而酬之。”皇甫湜身为韩门弟子,在当时负有文名,但每个字索要三匹缣,润笔堪称是天价了。尽管如此,裴度认为皇甫湜乃“不羁之才”,还是如数满足了他的要求。
宋代诗人梅尧臣声闻于宫禁之中,欧阳修在《归田录》中说:“余或至其家,饮酒甚醇,非常人家所有,问其所得,云:‘皇亲有好学者宛转致之。’余又闻皇亲有以钱数千购梅诗一篇者。其名重于时如此。”赵宋皇室以美酒为束脩,问学于梅尧臣;以数千钱为润笔,购买梅尧臣一首诗,除了凸显其名重于时之外,也反映了其润笔之高。
古人润笔之高,可能是文章物有所值;也有可能是迎合了某些人的需要而虚高。需要指出的是,文章乃不朽之盛事,作者寄身翰墨,当以器识为先,若堕落为单纯追求高润笔的文人,便无足观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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