满清文字狱 历史上把脑袋别在裤腰上的明清文人
历来文人的命运多厄,大抵因为文人喜欢文墨,依仗一枝秃笔,常拿将起来,写写划划,论古非今,发胸中之臆,好像不涂抹几句就要憋死似的。但皇帝老儿却不管你那个,那个段子呛了他的肺管子,怕是要人头落地了,文人之厄,莫过于文字狱了。当权者从来就不在乎手下少了一个或几个文人,他在乎的是孤家的脸面和家天下是不是受到危害,尽管某些“危害”是莫须有的。以文字狱为例,有明一代自朱元璋始,文字狱火势渐猛,至康熙、雍正、乾隆朝已呈燎原之势。
明朝的文字狱多在洪武年间,窃以为,洪武年间出现的文字狱实在是没有什么奥妙可言,皆源于朱元璋的变态心理。朱元璋贫雇农出身,早年放过牛,干过偷鸡摸鸭的勾当,后做过和尚,所以发迹做皇帝以后,极其忌讳“光”、“贼”、“盗”等字眼,生怕哪个文人揭他老底,或者讽刺埋汰他。其实,若是会来事儿的人,避之唯恐不及,然而偏偏有溜虚不要命之人,马屁没拍正当,却被朱皇帝一蹶子踢掉了脑袋。北平府学训导林伯瑾用《贺冬节表》来讨好朱皇帝,映入老朱眼帘的“垂子孙而作则”一句,怎看怎是“垂子孙而做贼”,这还了得,于是便杀无赦。杭州教授徐一夔的牛皮吹得也蛮响亮:“光天之下,天生圣人,为世作则。”差一点没把老朱气晕:“光”乃光头也,“生”者“僧”也,“则”字音近“贼”也,拍马大王徐教授遂被斩。
前不久,读过海外学者陈学霖考证朱元璋文字狱是谣传一文,但我还是信其有。朱皇帝历来疑心忒重,仅一个胡惟庸案就杀了三万余人,人杀得多了,也就习惯于杀杀砍砍了。后来自学成才的朱皇帝有诗云:“百花发时我不发,我若发时都吓杀;要与西风站一场,遍身穿就黄金甲。”与黄巢诗一脉相承(也涉嫌抄袭呀),一副刽子手嘴脸。
相比之下,满清的文字狱却搞得惨烈,可以说,康乾盛世百余年就是文字狱的百余年,因为康熙、雍正、乾隆三朝文字狱迭出不绝,更多的文字狱在处罚上采取凌迟、株连、灭族等残忍手段。康熙年间的《南山集》案,因为书中提到了南明弘光帝及其年号,作者戴名世就被康熙看作是反清扶明而以大逆不道处事死,此案牵连三百余人。雍正年间,文字狱在数量上了一个层次,相继发生汪景祺、钱名世、查嗣庭、吕留良、屈大均等一系列文字狱案,如吕留良案,因为吕在“华夷”之辩上捅到了雍正的痛处,当时吕已作古,心狠手辣的雍正却不饶他,于是吕留良被挫骨扬灰、吕氏满门抄斩。到了乾隆那,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,大开杀戒,据说搞出文字狱案120余起,胡中藻写“一把心肠论浊清”死,在我大清之前加“浊”字,你死定了;乔廷英写“千秋臣子心,一朝日月天”死,“日月”为“明”,难道你想做明朝臣子?灭族;卓长龄著《忆鸣诗集》死,“忆鸣”乃“忆明”,满门抄斩。
朱元璋搞文字狱,为的是“遮丑”,有清一代,因为当权者担心汉人灭清复明、王朝不稳,而神经过敏、白日见鬼,大开株连灭门之杀戒,将文字狱推到极致。在康雍乾朝,文人如履薄冰,命岌岌可危,却始终没有躲过杀戮,另一方面,文字狱暴露了满清当权者的野蛮和蒙昧、残忍和嗜杀,有清一代,汉文化被推入深渊。从文化的进程看,清王朝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的进步,试想,一个培养奴性的王朝绝不会把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推进的。
公元1722年,六十九岁的康熙彻底放下了他砍砍杀杀的屠刀,但他的子孙却把屠刀磨得更快。有人以康熙的阴魂《向天再借五百年》,如果让康熙再统治五百年,如今,我等仍在这屠夫的治下,或者,我等已经不在了,因为我等逃不出他的文字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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