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朝朱元璋为何要一手搞限娱令 一手树典型?
永乐九年(1411年)七月初一,英明神武的明成祖朱棣不知哪根神经受了刺激,颁布了一项基本国策:“今后人民倡优装扮杂剧,除依律神仙道扮、义夫节妇,孝子顺孙、劝人为善及欢乐太平者不禁外,但有亵读帝王圣贤之词曲、驾头杂剧,非律所该载者,敢有收藏、传诵、印卖,一时拿送法司究治。”但凡查出违规者,杀他全家。
在电视、互联网、报纸、手机等先进玩意儿未发明的时代,老百姓最普遍的娱乐方式就是听戏。朱棣颁布此限娱令,摆明了就是要对老百姓的精神生活进行摧残。其实也不必奇怪,早在朱元璋开创大明帝国之初,《大明律》中就有类似规定:“凡乐人搬做杂剧戏文,不许装扮历代帝王后妃、忠臣烈士、先圣先贤神像,违者杖一百;官民之家,容令装扮者同罪。”
朱元璋是个除了皇权对其他都无所谓的人,但却对一出戏表现出了很高的热情,这出戏叫《琵琶记》。其实这出戏历史悠久,自宋代开始便在民间广为传唱,但遗憾的是,一直以来都为官府所不容,因为主人公蔡二郎就是个陈世美。毫无疑问,这出戏戳了那些为了富贵而背弃良心的文人的伤疤。
明朝刚建立之时,《琵琶记》作者高则诚就很合时宜地对该剧进行了改造加工。蔡二郎摇身一变,成为一个屹立于知识分子心目中的伟大形象。父母叫他去考科举,他以无法在家照料双亲为由,“辞试不从”;宰相强迫他入赘相府,他“辞婚不从”;被钦点为状元之后,他又以父母年迈,需回家尽孝为由,“辞官不从”。重新“装修”的这出戏遇到朱元璋这个知音,遂完成了由奴隶向将军的华丽转身。
抛开完备的《大明律》,自洪武十八年(1385年)颁布《大诰》之后的两年多时间里,朱元璋亲自操刀,就国家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等方方面面,建立了一套系统的行为规范。不仅如此,他对老百姓的“关怀”更是无微不至,比如该住在哪儿,该用什么器皿,该穿什么颜色的衣服,该戴什么样的首饰,更有甚者,怎样婚丧嫁娶,长辈晚辈该怎么称呼,他都给规范好了。朱元璋对《大诰》的要求是,所有臣民,至少一家收藏一本,没事只管背,处理事务时,这就是行为指南。
从朱元璋近乎变态的规范中,我们不难理解,限娱令和树典型其实都只是他诸多规范中的一个方面,其实质还是树立封建道德标杆。对老百姓而言,限娱令也好,树典型也罢,都不过是做做表面文章,目的在于建立道德统治。朱元璋依靠强权,让老百姓奉《大诰》为圣经,但遗憾的是,他死后没多久,《大诰》就被他的臣民“飘散在风中”。老百姓喜欢什么样的娱乐,整个社会需要什么样的道德规范,并非是简单的行政手段就能从根本上解决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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