包拯升迁稳坐的个中原因 赶上个“好脾气”的皇帝
包拯出生于官僚家庭,从小生活在富足有余的环境之中,受到良好的教育。传统戏曲把他说成被父母遗弃,由嫂子(包拯系独子)带大成人,用于铺垫包拯的身世和他对百姓疾苦的熟识,此种演绎可以理解,但这不符合历史事实。
包拯29岁考中进士,按宋朝的制度,考中了进士就可以外出做官,这也是包拯十年寒窗所追求的。但老迈的父母不愿离开故土,这使得包拯面临离家做朝廷命官还是在家侍养父母的两难选择,在功名与尽孝中他选择了后者。司马光在《涑水记闻》中评论,“拯进士及第,以亲老侍养,不仕宦且十年,人称其孝。”包拯的死对头欧阳修也客观评价他“少有孝行,闻于乡里”。这就是包拯的至孝,他一生行事出发点就在于此。
从以后实践来看,包拯履行了他的承诺。他的好友吴奎称颂包拯“竭力于亲,尽瘁于君”,这是旧时代社会士大夫在伦理道德上要做到的两个重要标志。当朝的仁宗皇帝自己终生坚守孝义高于一切,不孝无以为国的行动理念,在这点上包拯自身的优势得以凸现。据此,包拯引起了仁宗皇帝的注意。
包拯为后世所歌颂和怀念,一方面是因为他为百姓做了好事,百姓从内心深处感激他,歌颂他;另一方面源于包拯个人的道德品质的魅力,以及由此而折射出的强大的人格力量,成为后来者汲取人格力量的源泉。史载,包拯为人刚直,敢于忠言直谏,从不趋炎附势,是北宋仁宗朝一位劲正之臣,他一生坚守“大奸必摧”的原则。吴奎在他《墓志铭》中指出了包拯:“人或曲随,我直其为;人或善容,我抗其辞”的性格特点。
每一个杰出人物,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。包拯从政时,上距宋太祖开国已七八十年,北宋的统治已进入中期。开国时期那种朝气勃勃、励精图治的精神,已逐渐消失,官员大都变得懒散,不少人置国家大事于不顾。选拔能为国家干实事的人是当时社会一种客观需要,这给从小就“尽信前书之载,窃慕古人之为,知事君行已之方,有竭忠死义之分,确然素守,期以勉循”的包拯显示与人迥异的才华提供了机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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