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莽改制:只不过是一场过火的“文字游戏”
王莽是一位儒家理想主义者,所以他对历史上的大儒们所描绘的理想境界羡慕不已。王莽一向认为,“承天当古,制礼以治民”,他议论决断,全部引经据典。新朝建立后,他言必称三代,事必据《周礼》,把一切政令、设施都弄得古色古香,一部《周礼》几乎是王莽新政的蓝本。他认为所有改革都必须在儒家典籍中找到依据,或在他之前已经有人提议。因此,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,为了与儒家经典不冲突,组织了大量人力展开了长时间的讨论。王莽的智囊班子全是儒学专家,一天二十四小时连轴转,从各种古代典籍里找出路。史书是这样描写这类讨论的——“公卿旦入暮出,议论连年不决,不暇省狱讼冤结、民之急务。”由于长年参加讨论,一些官员长期无暇顾及政务,只好由人兼管,案件诉讼民政急务都没有时间处理。
于是,王莽掀起了空前绝后的改名运动,地名、官名、建筑名,能改的不和能改的差不多都改了。新朝建立伊始,王莽就改汉时的诸侯王叫做“公”,又依据《周礼》设置了许多新官,并将汉时的中央到地方的官吏名称全数改变,表示改朝换代,革汉立新,废刘兴王。
在中央官职中,更名大司农为羲和,后改为纳言,改郡太守称大尹,都尉叫太尉,县令长叫宰,御史叫执法……如此种种不胜枚举。至于地名,也是从中央改到地方全部都改,改长安叫常安,长乐宫叫常乐宫,未央宫叫寿成宫。地方郡县名称改变更多,几乎是年年都改,一改再改,以致“一郡至五易名”,然而,改到最后,还是叫原来的名字。因为官吏和老百姓根本都记不住,所以,朝廷每次下诏书的时候,就不得不用它原来的名字附在新改的名字后边。比如,诏书说到“新平”,就得在后边附上“故淮阳”;说到“陈定”,也得在后边写上“故梁郡”。这种改革除了增加记忆的麻烦,影响效率,造成浪费,造成官民心理上的厌恶,以至带来社会的不稳定之外,无任何益处。
对待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,王莽掌权后,为表现其“威德至盛异于前”,便改变了平等友好的态度,他命使臣收缴了西汉时发给匈奴的“匈奴单于玺”,而代之以“新匈奴单于章”,不但在匈奴前加以“新”字,且以“章”代“玺”,表明王莽降低了匈奴单于的政治地位,将匈奴以前与汉天子的平等关系降为与王莽的新朝诸王同样的地位,从而使匈奴成为新朝的附庸。这自然引起了匈奴单于的不满,加上其他一些纠纷,平静多年的北方边境开始紧张起来,战争一触即发。
在这种情况下,王莽不但不采取缓和措施,反而变本加厉,下令匈奴单于改名为非常滑稽又匪夷所思的“降奴单于”,又下令分匈奴全国为十五单于,这就引起了匈奴单于的公开反对。
同时,王莽遣使四出,把四方的少数民族纷纷由王改为侯,收缴印章,改变名号。这还不算完,王莽布告天下,改高句骊国名为“下句骊”,改匈奴为“恭奴”,单于改叫“善于”。这,简直就是脑子进水,没事找事,也只有王莽才能想得出来这些名号。这些带有民族歧视色彩的政策,不但起不到树立新莽王朝权威的作用,反而引起各少数民族的极大反感。王莽的文字游戏终于玩的过火了,匈奴开始侵扰边塞,边境地区吏民被掠杀者不计其数……
王莽在位期间其它的一些改革措施,也与他的文字游戏一样,但往往只注重形式,把更多的精力用在讨论修改条令的文辞优美与否、是否符合经典规范上,根本不考虑是否会扰动民众和给社会带来不稳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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