蔡邕为何甘冒杀身之祸为暴尸街头的董卓恸哭
近来,随着新版《三国》的热播,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三国人物重新为人所熟知。其中的一个场景颇耐人寻味:当残暴不仁、嗜杀成性的董卓暴尸街头之时,被誉为名士的蔡邕却甘冒杀身之祸为其恸哭。何以如此呢?背后的原因何在?这就要从董卓的用人之道说起了。《后汉…近来,随着新版《三国》的热播,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三国人物重新为人所熟知。其中的一个场景颇耐人寻味:当残暴不仁、嗜杀成性的董卓暴尸街头之时,被誉为名士的蔡邕却甘冒杀身之祸为其恸哭。何以如此呢?背后的原因何在?这就要从董卓的用人之道说起了。
《后汉书》这样评价董卓:“虽行无道,而犹忍性矫情,擢用群士”。也就是说,虽然董卓为人残忍,他却能够忍耐本性,积极选拔人才。于是,一时之间,“幽滞之士,多所显拔”。蔡邕就在董卓的选拔之列。《后汉书·蔡邕列传》中提到“卓重邕才学,厚相遇待”,董卓对蔡邕“甚见敬重。举高第,补侍御史,又转持书御史,迁尚书。三日之间,周历三台”。董卓在重用人才的同时不任人唯亲,“卓所亲爱,并不处显职,但将校而已”。善用人才也使董卓一度位极人臣,权倾天下。
三国时期,群雄逐鹿,不仅为各类“千里马”提供了展示才能的舞台,而且也成为各方“伯乐”用人之道比拼的竞技场。在三国人物中,因重用人才而成就事业、不重用人才而毁掉基业的例子比比皆是,其中的用人之道,就是在今天也值得学习借鉴。
一是选人用人不拘一格,唯才是用。曹操用人,不看出身,不看地位,只要你有才我就敢用你,他的《求贤令》就是证明。在曹操招募的一批贤臣猛将中,既有从敌方投降过来的张辽、徐晃、张郃等干将,有从普通士人中起用的郭嘉、程昱、刘晔等谋士,又有从老兵中提拔的于禁、典韦等将领,他们都成了曹家大厦的顶梁柱,为曹操立下了汗马功劳。相反,袁绍则“外宽内忌,好谋无断,有才而不能用,闻善而不能纳”,在用人上只看重人的门阀、阶层,而不看重才干。无疑,这是袁绍的败因之一。
二是用人所长,人尽其才,才尽其用。张昭善处政务,周瑜长于军事,孙权遵守其兄孙策“内事不决,可问张昭;外事不决,可问周瑜”的遗言,分别委二人以重任,可谓用人所长,各尽其才,相得益彰。赤壁之战,周瑜领军,以3万士卒大破曹操10余万大军,很好地证明了孙权用人的正确。在三国人物中,诸葛亮堪称识人用人的高手。魏延虽“性矜高”,但“善养士卒”,又很能打仗。因此在驻汉中时,任用其为督前部,领丞相司马、凉州刺史。杨仪虽也“性狷狭”,但有真才实学,诸葛亮也“深惜仪之才干”,量才使用。《三国志·蜀书·费祎传》中说:“终亮之世,各尽延、仪之用者。”而诸葛亮在使用马谡上的失误,恰恰是没有做到用人所长。
三是善用情感激励人才,重义尚德。人才的作用能否充分发挥,除了外部的客观条件以外,人才自身的主观意愿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。情感激励,可以使人才心甘情愿、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才能。在这方面,刘备可谓是精于此道。他通过“桃园三结义”,以手足之情使关、张二人死心塌地为其建功立业;通过“三顾茅庐”、“白帝托孤”,又使孔明为蜀汉霸业呕心沥血、鞠躬尽瘁;为笼络赵云,他甚至不惜欲摔亲生骨肉阿斗于地上。曹操也是如此。他在擒获了关羽之后,以礼相待,封赏有加,明知关羽“身在曹营,心在汉”,也不忍杀之,终有华容道之报答。由此看来,情感激励,是最能够、也最容易调动人才积极性的一招。我们现在常说的以感情留人、感情用人,就是这个道理。
从三国至今,已经过去一千多年。时代在变化,人才选拔和使用的机制和环境都已发生很大变化,但识人、选人、用人的基本规律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,人才的重要性则更加凸显。从三国时期历史人物的用人智慧中,我们仍然可以获得诸多启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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