公德私德皆无亏:为何包青天一生却鲜有朋友?
读包拯事,总有几个疑惑:一是他为什么鲜有朋友;二是他弹劾张方平的上疏为什么没有流传下来;三是他为什么不笑。史书里记他平生不写私人信件,没什么朋友,与亲戚也不往来(如果鞭打有违法行为的表舅不算“往来”的话)。他流传下的文字,只有早年的一首短诗和晚年一篇家训,其余全是奏议。包公的人格很了不起,是刚严峭直的典范,政治上所有言行皆出公心,私德也修饬得一无破绽,里里外外立于不败之地。
但从常识可知,人是不可能这样完美的。道德的意义,不在于“灭人欲”,而在于克制一部分欲望,使个人行为与社会相平衡。有德者是道德冲突的胜利者,而如包公,竟似毫无道德冲突。北宋时唐风未灭,人们还算开朗,不大遮头护尾,所以那些文人兼官员,虽栖宿不同,心事大略可知。但包公是个大大的例外。欧阳修疏论包拯之接受三司使的任命,说道:“心中藏于中,而人所不见;迹者示于外,而天下共瞻。”他是说人心隔肚皮,评价一个人,可信赖的还是他的作为。不过,如果得不到情感的线索,一个人的作为,或为迷雾所隐,或为光芒所掩,也会含糊起来。
欧阳修的批评,源于包拯连劾张方平与宋祁。宋祁有名句“红杏枝头春意闹”,人称“红杏尚书”。包拯抨击宋祁的理由,是他知成都时多游宴,蜀人不满他的奢侈。比起哥哥宋庠(此前也曾被包拯弹劾过),宋祁确实生活铺张,但当时文官游宴成风,若以此为罪,朝廷要空去一大半了。何况宋祁在蜀每晚宴罢,还燃烛展纸,干起正事,远近的人看见灯光,都知道这是宋先生在修《唐书》。他死后,成都数千人哭于祠,似乎名声也不很坏。
另一位被包拯攻击的是张方平。此人天性豪迈,颇有才干,见识在当时别具一格,只是一生未得伸展。当时京城某人拍卖家产,时任三司使的张方平购得一处房屋。包拯立加弹劾,说他“无廉耻,不可居大位”。张方平确实不谨慎,但似乎尚不足以立“无耻”之论。据司马光后来说,包疏检举张方平的不端事迹,还有不少条状。但这么一篇重要的上疏,在世传的包公奏议中,竟不见踪影。清朝有人猜测,此是包公子孙不愿意以示后人而削去,毫无根据。但不得见此奏原文,总有些遗憾。碰巧的是,张方平和宋家兄弟那时都与吕夷简不和,而包拯受过吕夷简的提拔。要是能从中寻出一丝足迹,我不觉得包公形象会受多大损害,相反,倒还觉得亲切些—人都有个三亲六故吧。但没有,无论前后,包拯的议论没有半分私情的把柄,无不堂堂正正。
包公的心事不为人知,是否应归罪于文献失传呢?宋人话痨最多,记述成风,可惜在如海的文集中,有关包拯的记录,少之又少。王安石和包拯一同受过欧阳修的荐举,还曾是上下级,多少总有过从,但整部《临川集》,竟无一字提及包拯。别人那里也大抵如此。幸好有位吴奎,和包拯亲密,给他撰过墓志铭;另一位张田,自称门下,给奏议结集。若无这两人,包公的形象,便只剩元杂剧中的了。我猜测当时多数人的心理或许是这样:对包拯,说他不好,实在说不出;说他好,又不情愿。人至清则无徒,此之谓也。最奇异的,是包拯不笑。当时流传的一句话:“包公笑,黄河清。”—包公一笑,比黄河变清还难得。史籍未曾记载包拯有过类似面部神经麻痹之类的疾病,我们也无由推断他是个内心麻痹的人。但不管为什么,一个不会笑的人,无论多么多么值得敬佩,也很少有人会喜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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