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史上最苦命皇帝光绪 饿得去太监房中偷食物
1875年春天的一个深夜,北京紫禁城狂风怒号,沙土飞扬。一队急匆匆的人马,抬着一顶八乘黄轿,在寒风中直奔养心殿。当人们揭开轿帘,发现轿中那个哭闹不止的孩子早已歪倒酣睡了,可爱的小脸蛋还挂着湿淋淋的泪珠儿。
这个不足四岁的孩子名叫爱新觉罗·载湉。他哪里知道,这一梦醒来,自己的命运将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。因为他已摇身一变成为这个庞大帝国的皇帝,年号“光绪”。除延续道光皇帝血脉之意,更兼“光大未竟之功业”。清廷把重振国力的厚望全都寄托在他的身上。
当这个一脸泪珠鼻涕、“脐间常流湿不干”的小孩被稀里糊涂扶上皇位时,在焕然一新的日本帝国,轰轰烈烈的明治维新已经开始整整七年了。二十三岁的明治天皇,这个光绪皇帝未来的强大对手,已然长成一个雄姿勃发的青年。在分发到日本各所学校的天皇照片上,他腰挎战刀,全副武装,目光坚毅,冷酷骄横。继上一年发动侵略中国台湾的战争后,这一年他又将炮口对准朝鲜,并就北部领土问题在与老对头俄国人的谈判中旗开得胜。当紫禁城的老太监们还在为小光绪皇帝体弱气虚,哭闹拒食而头痛不已时,明治天皇正驾着日本帝国的疯狂战车东征西伐,攻城略地。短短十年间,日本建立巩固起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政府,帝国可怕的铜牙铁齿开始磨得霍霍有声。
性格决定命运。一个人童年的成长经历,对其禀赋气质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。若是凡夫俗子则罢,而这两个男人主宰的却是两个帝国的命运。他们出生经历虽然大同小异,而成长过程却有天壤之别。
中国的帝王,绝大多数都是“生于深宫之中,长于妇人之手”。光绪特殊的成长史,更是一部辛酸不幸的奴化史。慈禧作为中国近代中上举足轻重的女人,其权力欲望之强,古今罕见。当时的清王朝,历经两次鸦片战争,已是“日之将夕,悲风骤至”。然而,面对艰难时局,慈禧仍置国家社稷于不顾,首先考虑的仍是满足自己的政治欲望。她之所以将年仅四岁的爱新觉罗·载湉扶上皇位,完全出于一已之私,因为载湉的母亲是她的亲妹妹,这样幼主即位,容易驾驭,不致于大权旁落。
光绪只不过是她君临天下的御案上一个不可缺少的摆设罢了。在权力舞台上,她是超一流的魔术师,得心应手地把一个泱泱大国像一个村庄般控制得服服帖帖;而在政治舞台上,她却是一位缺少远见卓识的独裁者,短视与贪婪令人无奈。曾国藩初次与她会面后,就失望地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:“两宫(东太后慈安、西太后慈禧)才地平常,见面无一要语。皇上冲龄,亦无从测之。”
慈禧为了长期操控皇权,建立一种特殊的人身依附关系,将光绪从小驯化为惟命是从的提线木偶,可谓煞费心机,毫不手软。天生孱弱的光绪不但没能培养起坚强自信的品格,反而变得更加胆怯懦弱。
为了让光绪心悦诚服认定自己才是他的“母亲”,慈禧严格实施“威权”教育,处心积虑地制定了断亲情、立威严、传孝道的教育方针,让光绪不伦不类地称呼她为“亲爸爸”。据慈禧的贴身女官德龄公主在《瀛台泣血记》中回忆:
当光绪初进宫的时候,太后就嘱咐那一班服侍他的人,像灌输什么军事知识一样的天天跟他说,使他明白了自己已经不是醇王福晋的儿子了,他应该永远承认太后是他的母亲,除这个母亲之外,便没有旁的母亲了。
既然是母亲,本该给幼年入宫的光绪一份母爱和关怀,可慈禧为了在这个孩子幼小的心灵中强化她绝对权威的形象,使其言听计从,她无时无处不施其霸威:
西太后待皇上无不疾声厉色,少年时每日呵斥之声不断,稍不如意,常加鞭挞,或罚令长跪;故积威既久,皇上见西太后如对狮虎,战战兢兢,因此胆为之破。
--梁启超《变法通议》
史料记载光绪“畏太后甚。上本口吃,遇责问,益战栗不能发语。”长此以往,光绪后来连听到锣鼓吆喝之声,也吓得脸色大变。华裔史学家黎东方撰文说,光绪是中国历史上最苦命的皇帝之一,从进宫到囚禁,他几乎没有一天不向慈禧长跪。“不命之起,则不敢起。”德龄回忆说光绪帝“一至太后前,则立严肃,若甚惧其将死者然,有时似甚愚蒙。”其母子之间,严厉之甚,根本没有一点儿人伦亲情的味道。
由于幼年光绪经常受到慈禧的严斥和惩罚,加之年龄又小,宫中照顾他饮食起居的太监们未免见风使舵,对他心存不敬。光绪自幼性情敏感,体弱多病,经常“腹痛不思饮食”,由于饭菜干冷难咽,有时想叫御膳房做点可口饭食,膳房必须奏明慈禧,慈禧动辄以俭德责之,光绪再不敢声张了。
光绪读书时经常出现血糖太低,体力不支的情形,有时饿急了,竟然跑到太监房内偷找吃食。据信修明《老太监的回忆》说:光绪帝“十岁上下,每至太监房中,先翻吃食,拿起就跑。及至太监追上,跪地哀求,小皇爷之馍馍,已入肚一半矣。小皇爷如此饥饿,实为祖法的约束,真令人无法。”这样便造成光绪帝“先天既体弱,后天又营养不良,以致胆气不足。”不仅如此,有时太监还为一些小事到西太后那儿告小皇帝的刁状,使光绪经常“受责”挨骂。光绪六年,慈禧生病,光绪的生活更加无人过问。太监们让他自己照顾自己:小光绪自己爬上去铺炕,弄得手指头出血;自己倒水,结果手上被烫起了泡。小皇帝堂堂一国之君,凄凉至此,惟一关心他的师傅翁同见状气得大骂:“左右之人皆昏蒙,不识事体!”
光绪长年面对慈禧冷若冰霜的面孔,咄咄逼人的训斥,面对刻薄寡恩的宫廷禁院,没有童年的欢乐和自由,变得抑郁多病,优柔寡断,更失去了作为至高无上的帝王独断乾坤的尊严和君临天下的霸气。亲政后的光绪帝,目睹国家的巨变,忧国伤时,也想有所建树。尤其是甲午战争,对光绪帝来说是一场恶梦,使他蒙受奇耻大辱,他不甘做傀儡皇帝,更不堪设想做亡国之君。熟悉光绪帝的德龄女士,对甲午战争后光绪帝的心境有这样的记载:“光绪为想挽救他的国家,使他在国际上得到一个较好的地位。至少是他心里所想往的那种地位,几乎连饮食睡眠也忘掉了,他恨不能立刻就使他的国家一跃而为世界上的一等强国。”应该说,变法给光绪提供了一个情绪的突破口--只有变法,才能在公私两方面给光绪提供反叛慈禧的契机,使他站在道德和公理的制高点上与慈禧一决高下。但是长期养成的懦弱性格,使光绪遇事畏缩,“虽有亲裁大政之名,而无其实”(梁启超:《戊戌变政记》),他根本没有胆量与实力去和慈禧对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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