相传宋仁宗曾创谒禁制度 为抑制官场请托之风
清初名臣张英喜欢早睡,“馆中独宿时,漏下二鼓,灭烛就枕。待日出早起,梦境清明,神酣气畅”。漏下二鼓,指晚九点。有人开玩笑说,为什么不找点乐子呢,譬如请同僚小酌几杯啥的。可惜不成啊,当时都察院有禁令:“文武官员,私宅免见。”做官的不许串门子,洗洗睡吧。
私宅免见,在古代就叫“谒禁”或“禁谒”。谒禁,指不许接待来访者;禁谒,指不许随便拜访别人。这个制度据说是宋仁宗晚年首创,目的是为了抑制官场“干进”与请托之风,后来推广至百司衙门,门首竖立一个谒禁的小牌牌,某些司法律政机构如大理寺、台谏等还要加上“不许出谒”的提示。
因为这个制度,时任谏官的司马光与他的老师——退休宰相庞籍,曾比邻而居,却如隔河汉,多年不能谋面。
谒禁制度固然很冷,亦有悖人情社会之传统,但对于堵塞“后门”、根绝“圈子”,预防腐败和山头主义,效果还是明显的。
《青箱杂记》云:“皇祐、嘉祐中,未有谒禁,士人多驰骛请托,而法官尤甚。”官员跑关系跟鸭子赶趟似的,可想而知,法纪废弛到了何种地步!然嘉祐三年推行谒禁后,官风迅疾为之一新,“任事蔑残刻之人,决狱多平允之士”,短短数年而成“嘉祐之治”,仁宗晚年确乎下了决心,当时的政论家陈师锡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:“甚盛之时,远过汉唐。”
读史常让人揪心之处,莫过于革故鼎新后又回到原点,你看历史上的那些变革,哪一次不是变了废掉,废了又变,变了再废?到末了都是无用功,谒禁制度亦不例外。宋徽宗起用“六贼”之后,谒禁几成摆设,许多官员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去蔡京府邸,干吗呢?不奢望见面,而是将“孝敬”放门房,顺便签到留个名儿,万一被太师看到了呢。
谒禁一弛,像刘邦那样假装“贺钱万”,骗走吕家姑娘的事儿,还不过是笑谈;而攸关百官作风问题,就得严肃了。当官员变身“交际族”,背后暗藏了什么不消多说,今天的百姓都知道,无非升学、就业、谋职、升迁、生意、拿项目和诉讼而已。譬如蔡京就尝到了甜头,明码标价卖官鬻爵:“三千索,直秘阁;五百贯,擢通判。”譬如“六贼”成了朋党,互相勾结,把持朝政,打击异己,搜刮民财,贪污腐败,无恶不作。于是,方腊反了,金兵来了,国家亡了。可见官员的作风问题,实在小觑不得,人心向背,尽在其中;不重视之解决之,霸王别姬,在所难免。
当历史的车轮吱吱呀呀走到晚明,由于嘉靖、万历二帝数十年的怠政,谒禁制度再次被当做了废纸,满朝皆是交际族。
吏部尚书赵南星指出:“今之士人,以官爵为性命,以钻刺为风俗,以贿赂为交际,以嘱托为当然,以徇情为盛德,以请教为谦厚。”没了谒禁制度的约束,以至朝野处处帮派,党争频仍。更有甚者,官员们交际成瘾:每天上午,盥栉未毕,“客已到门”,“彼往此来,踵相随属”;到了午时,交际完毕,去衙门上班,“以昏倦之余”料理公事,日日如此。没几年,大明朝也亡了。
清初几位皇帝,是善于汲取历史得失的,在谒禁上打了一场持久攻坚战,特别是雍正皇帝,不惜背负“刻薄寡恩”之骂名,官员作风建设创造了“奇迹”,史载“雍正一朝,无官不清”,为乾隆盛世奠了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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