揭秘: 忧郁文人郁达夫鲜为人知的军事才能
郁达夫17岁时,即随长兄郁曼陀东渡日本留学深造。在此期间,他亲身感受到了身为“弱国子民”的歧视和屈辱,这不仅令他写出了轰动一时的小说《沉沦》,而且令他在自传体作品《雪夜》中写出了这样的认识:“是在日本,我开始看清了我们中国在世界竞争场里所处的地位;是在日本,我开始明白了近代科学——不问是形而上或形而下——的伟大与湛深;是在日本,我早就觉悟到了今后中国的运命,与夫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不得不受的炼狱的历程。”用今天的话来讲,也就是说当年的他已经明白了“落后就要挨打”的道理,而且对于中国后来所遭受到的被践踏被凌辱的命运也不幸而言中了。
1931年“九一八”事变爆发,郁达夫愤然而起,参加了由胡愈之等人组织的上海文化界反帝抗日大联盟;1932年“一·二八”事变发生,他不仅提笔写下了通讯报道《沪战中的生活》,向世界披露日本强盗的侵略行径,而且与鲁迅、茅盾等43人联名发表了《上海文艺界告世界书》,强烈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;1933年1月,他更是毅然决然地参加了由蔡元培、宋庆龄等人发起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,以自己的行动奋力反抗侵略者的滔天罪行……
此间的郁达夫既是一名“战士”,又是一名尚未完全脱离原有生活习气的“文人”。——因为与妻子王映霞的情感纠纷不断,他一气之下闹到了报端;为了彻底摆脱这场纠葛,他更是负气跑到福建,当了一名省政府的参议。但是生气归生气,发怒归发怒,在国家大事与家庭小事的矛盾面前,他还是能够区分出轻重与缓急来的——
1937年“七七”事变爆发,正在福州任上的郁达夫二话不说便出任了该地区救亡协会的理事长,并亲自承担起《救亡文艺》的编辑工作;1938年春,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成立,厅长郭沫若聘请郁达夫为主管对敌宣传的第七处处长,他同样是欣然承允,后来只因错过了抵达武汉的日期,而改任为三厅的设计委员;同年4月,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,郁达夫被推选为常务理事及研究部的主任,他依然是兴高采烈地走马上任,并且代表文协,多次奔赴前线进行劳军和视察。此间,他还以记者的身份,写下了大量的通讯报道以及散文随笔,向全国人民详细地报道前线的战况,全面地分析战局的形势。
——这里有对侵略者罪行的报道,字里行间充满着仇恨。
视察归来的郁达夫在文章中这样写道:“记者于沪战开始后,曾由海上漂泊至宁波,由浙江内地经闽北而返福州,沿途所见,都是些赤手空拳丧家失业的妇孺老幼……”在绍兴,他亲眼看到了这样一幅“惨极的流民移徙图”:“江边在大雨之下,泞泥之中,露宿着的上海难民,将近一万,大半都系女工,以及老幼之无家可归者。东面水际,聚拥着一簇蓬头垢面的妇人,备极忙碌,则为昨晚上露天生产之一女工在帮忙;婴儿啼哭声,隐隐自人丛中漏出,似在嫌母乳之不足。”在福州,他亲身遭遇到了日本飞机的轰炸:“先来三只,绕市数周,在城东的机场,投了两三次弹。继复联合六只,复在机场,投下四十余弹。我方的损失,除在机场烂泥地上有了五十余个土孔以外,另外死了几个好奇的正在机场近旁看飞机的乡民,一共死了八九人,伤了十一二。”
——这里更有对前线将士奋勇杀敌的歌颂,字里行间充满着乐观与昂扬。
亲赴台儿庄劳军的郁达夫,回来之后这样写道:“我们的机械化部队虽则不多,但是我们的血肉弹丸与精神堡垒,却比敌人的要坚强到三百倍、四百倍。没有到过前线的人,对我中华民族将次复兴的信念,或有点疑虑。已经到过前线的人,可就绝对地不信会发生动摇了。”从福建前线回来之后,他更是这样写道:“金门、厦门虽则放弃了,但我们八闽的健儿,摩拳擦掌,准备为自己的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复仇的志士,数目仍在五百万以上。此外则老弱妇孺也在准备,准备于万一的时候,作最后的牺牲。”此时身经沙场的郁达夫甚至以自己的切身体会总结道:“老实地说吧,我来到鲁南战地之先,对于最后胜利必属我的这句口号,是有七八分怀疑的。在徐州住上半月,这怀疑便减少了四分,上湘西各地去一看,这怀疑又减少了二分,等到在武汉外围的左右翼走了一圈之后,这怀疑却完全去尽了。现在的我,当然是百分之百的必胜论者。谁有悲观,就请谁去战线前后各地走一走。不亲历其境,不用自己的两眼和一身去视察体验,真情是不会明白的。”
这样的文字,在以前的郁达夫的笔下,是绝对不会出现的;这样的情感,在以前的郁达夫的胸中,也是很少能够见到的。
在郁达夫所留下的这一时期的作品当中,尤为可贵的是,他记载下了自己在一番狂热之后的冷静思索。——这是一篇名为《“一二八”的当时》的杂感,他先是回顾了自己早先的幼稚:“在交战期间,我们一面目睹耳闻着闸北大火的烟焰炮声,一边只在跑马路,写文章,谈闲天。得到一点胜利的消息,就四处的去报告,去鼓动。得到些不利的消息时,就大家围集起来喝酒,痛骂,有时也会放声大哭。”郁达夫没有隐瞒自己的弱点和不足,他揭示出了当时文人们普遍存在的狂热与浮躁。然而,自从“一·二八”的战火之后,自从民族遭遇到生死考验之后,他开始冷静地反思自己,也开始认真地反思整个战争了——除了“兵火战”之外,还包括“经济战,宣传战,外交战”等等。这时的郁达夫,严肃地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:“我们所得到的教训,就是无论在朝在野的各派各系,无论哪一个人,若非披肝沥胆地精诚团结起来,大家一条心,一个目标地抵抗着,牺牲着,中华民族就永无生存的余地。中央太软弱,太专制的时候,敌人一定马上就会乘机而入,实行它的蚕食的毒计,挑拨,离间,侦探我们的弱点,因而来利用,这是敌人的惯伎。”
郁达夫不是政治家,也不是军事家,然而他以文人的敏感和作家的嗅觉阐述出了对于战争的看法,尤其是对于“中央”的看法,实在是难能可贵的,更是具有一定远见的。据说当时的军界就曾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:广东省的军政首脑余汉谋,听说郁达夫写有一篇名为《军事与政治》的时事论文,惊喜万分,竟以六块大洋的高价寻求购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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