悲剧先知晁错的维稳政策 重农抑商
重农、抑商和维稳的三位一体,不可能长治久安,只会导致又一轮治乱循环。在外儒内法成为汉代国策之前,士人就已经“先天子之忧而忧”,尝试儒法融合。出生于公元前200年的同龄士人贾谊和晁错,即是两个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家,前者以儒家为主,法家为辅;后者则以法家为主,儒家为辅。这里暂且放下贾谊不表,只说晁错。
晁错因主张削藩而被“清君侧”,在历史中扮演了一个悲剧先知的角色。他赤胆忠心,却被腰斩于市,悲剧是毋庸置疑的,是不是先知却需要存疑。不能因为“七国之乱”就证明削藩是正确的,从事态发展看,亦可说削藩的主张引发诸侯不满,进而引发“七国之乱”。不过,重要的不是削藩的一时成败,而是削藩究竟有何价值?
这涉及到封建制和郡县制,在两千年里,这是一个历朝历代都会产生重大争论的政治问题。由于封建制被简单等同于分裂,郡县制被简单等同于一统,封建制和郡县制之争逐渐没了悬念,而有了标准答案,即从封建制到郡县制,是一种“历史进步”。然而,如果换一个角度观察,封建制便于地方自治,而郡县制便于中央集权,从地方自治到中央集权,很难称得上是什么“进步”。
对“先天子之忧而忧”的士人来说,是否“进步”取决于是否巩固皇权。《孟子·梁惠王下》道:“乐民之乐者,民亦乐其乐;忧民之忧者,民亦忧其忧。乐以天下,忧以天下,然而不王者,未之有也。”孟子试图编织一个“王政”的笼子,劝说王侯钻进这个笼子。不幸的是,后来的很多士人为了把天子劝说进笼子,先把天下放了进去,晁错是其中之一。
晁错的时候,汉代的“建国大业”已经完成,需要“先天子之忧而忧”的是如何“坐江山”。“打江山”,唯恐天下不乱;“坐江山”,最好稳定压倒一切。稳定,是天子和天下的共同理想。宁做太平犬,不做乱世人。
在传世名篇《论贵粟疏》里,晁错详细讲解维稳的两个基本点:重农和抑商。
与原教旨法家强调“重刑厚敛”不同,晁错作为修正主义法家,认同“轻刑薄赋”。但是,法家重农抑商的核心政策,他继承了下来。晁错强调重农可以解决温饱问题,然后视金钱(“珠玉金银”)为万恶之源、动乱之源,“饥不可食,寒不可衣”,不利于稳定,却“轻微易藏,在于把握”,利于动乱。他详细解释了其中缘由:农桑不能成于一日,民众必须依附于土地,有了珠玉金银,各行各业都有可能成为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游民。
商贾成为好逸恶劳、游手好闲的典型。在只有男耕女织才被视为劳动的情况下,商贾被视为“不劳而获”者,这种狭义“劳动观”催生了“仇富观”。晁错痛陈商人富贵、农夫贫贱这种职业等级观值得批判,但晁错在意的是商贾“交通王侯,力过吏势”。晁错的重农抑商说和削藩说紧密联系在一起,中心思想是维稳,商贾与封建诸侯互相“勾结”,动摇了皇帝手下干部们的威信,有利于封建制,不利于郡县制,这将直接动摇皇权。
《论贵粟疏》的结论是:“方今之务,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。欲民务农,在于贵粟。”以拜爵和免罪的方式鼓励纳粮,不是为了提高民众生活水平,而是为了维稳且不惜破坏行政和司法体系。与原教旨法家相比,晁错的“进步”在于主张抑商,但是尚未主张严打商人。
批评抑商政策,在今天已经没有太大疑义。反省重农政策,却会遭到一系列质疑,难道农业不重要吗?农民生活水平不需要提高吗?农村要被边缘化吗?“三农”问题确实重要,但是以抑商和维稳为前提的重农政策,无助于解决“三农”问题,只能加重问题。
司马迁曾指出,“用贫求富,农不如工,工不如商。”论者常以农业水平低下为由,强调重农抑商才能解决温饱问题,故意或者无意回避农业水平低下的原因,恰恰是轻视工商。这种回避导致恶性循环,越是农业水平低下,越是重农抑商;越是重农抑商,越是农业水平低下。这种恶性循环,又成为循环论证的证据,证明重农抑商的必要。在这种情况下,重农的结果对民生未必有利,而是有利于维稳,有利于皇权。
重农没有问题,但是不能以抑商为前提;正如郡县制并非不可行,但是不能以中央集权乃至个人独裁为前提。重农、抑商和维稳的三位一体,不可能长治久安,只会导致又一轮治乱循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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