张居正改革有功 为何却沦落到死后抄家的下场
1572年(隆庆六年)7月5日,明隆庆帝明朱载垕病逝。他生前依靠高拱、陈以勤、张居正等大臣的尽力辅佐,实行革弊施新的政策,海内外得到大治,史称隆庆新政,但后期因沉迷媚药,服用助兴,致使政事荒废,留给十岁幼帝及其寡母李太后的,是入不敷出的财政,纷争不已的内阁。
平民出身的李太后,起用张居正辅政,全权委托其代行父母之教,精干强势的张居正成立“救火队长”。他首先笼络好忠心耿耿的太监冯保,再大刀阔斧地实施改革,神宗才得以安享太平盛世。但是,在这位“救火队长”死后仅仅一年,神宗就翻脸不认人,保守势力迅速复辟。张家被抄家充军,十年改革成果一夜间被否定,正所谓“人亡政息”。难道张居正的新政真的有问题?
按理说,万历帝是张居正新政的最大受益者。张居正在财政上清仗田地,推行“一条鞭法”,总括赋、役,皆以银缴,"太仓粟可支十年,周寺积金, 至四百余万"。军事上任用戚继光、李成梁等名将镇北边,用凌云翼、殷正茂等平定西南叛乱。吏治上实行综核名实,采取“考成法”考核各级官吏,“虽万里外,朝下而夕奉行”,政体为之肃然。
而张本人也成为明代唯一生前就被授予太傅、太师的大臣,不过“功高震主”。幼时的万历还没有意识到权力所能带来的乐趣,随着年岁增长,享乐的欲望,越来越刺激他要巩固权力。当权力遭遇危机时,万历可能竭力支持改革,暂时抑制贪欲;一旦改革成功,缓解危机后,其内心深处的欲望又开始膨胀,可能促其废除改革。
其次,张居正的君主观与万历帝的主观相违背。张居正希望万历成为一代为民造福的“圣君”,想融合儒道两家节制君主以达到君臣共治、君民互利。如他为神宗小时候编写的启蒙读物《帝鉴图说》中就有“天下可以一人主之,不可以一人治之”等,想通过他律来影响皇帝的自律。
而万历帝却没能领会太傅的一片苦心,他脑子里只有“天下是我的,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”。
再次,张居正改革时,打着“法祖”的旗号,也就是借助祖先威势推行改革。他所绘制的蓝图,只是在大明开国之初的法制基础上,对某些法制法规实施改进,以调解矛盾,缓解危机。实际上,这种改革并没有触及利益的根本,不可能得到社会各阶层的民众全力支持。如一些文人在书院中讲学、发表政见、抨击时弊成为时尚,这对于专制集权的朝廷,无异于离心之力。万历八年,张居正以严令拆毁天下书院,禁止讲学,消弭闲言浮议,实行思想一统。
张居正在位时,那些豪强权贵摄于权威,不敢造次,一旦他们认为的权威不见了,就会群而攻击。
此外,张居正失察用人。当然,不能否认,张居正能改革成功,还是他能“笼络”一批得心应手的人才,不过这些一般都是技术人才,而非政治家。
为打击豪强,张居正曾大力支持海瑞,但当上首辅后,就将他丢在一旁。对于身边的两个副手张四维、申时行,也没有收为己用,要知道他们可是居六部之上的内阁重臣,主导政务的政治家啊!在张居正死后,两人相继掌权,随即反对新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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