古代官员“家训”:曾国藩愿儿子读书明理
如何教育“官二代”,历来就备受关注。古代有见识的官员,都相当重视家庭教育,都有严格的家训,都期望后代都能成才,知书达理,以维系良好的家风,延续家族的良性发展。
力戒儿孙奢靡浪费
宋代孔平仲的《续世说》记载,北魏贵为司空的长孙道生,一生清廉节俭,骑马时用于遮挡尘土的一条熊皮做的障泥,总是洗了再用,破了再缝,多少年都不换新的。儿辈们见父亲这样,也都自觉地勤俭节约。皇帝派人编写歌词称颂道:“智如崔浩,廉若道生。”号召全国的官员都来学习崔浩的慧智和长孙道生的清廉。
唐朝的卢承庆博学有才干,曾任宰相,临终时交代儿子:“我死后就穿平常的衣服入殓,不要用牲畜祭奠,坟墓的高度只要能辨认就行了,不要过于高大宽广;只用棺材,不需要棺外椁,那样太浪费了;碑文只记载官号和生卒年月,不要弄许多漂亮话在上头。”这无疑是对儿孙的一种言传身教,在旖旎繁华、生活富足的唐初,高官能俭朴平实、不尚浮华,绝对也是有益世风的正能量。
必须读书明理
中国古代的官员,自古就有立“家训”的传统。明代王洪洲就在其《家训》中谆谆教导曰:“子孙才分有限,无如之何;然不可不使读书。贫则训蒙以给衣食,但书种不绝可矣。”在古代士大夫看来,读书比奢华的衣食更重要。
晚清名臣曾国藩对后代的教育也相当重视。咸丰六年(1856年)九月二十九日,他写信给九岁的儿子曾纪鸿说:“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,余不愿为大官,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。勤俭自持,习劳习苦,可以处乐,可以处约。此君子也。”教育九岁的儿子要成为“读书明理之君子”,这样的期许较之一般的俭朴教育显得境界更高。
要做善事
古代官员在外做官,囿于公务以及交通不便,长期回不了家,没有如今发达的通讯工具,与家人联系只能依靠家信,所以,古代官员的“家书”成为教育其在老家子弟的一种重要形式。
清代王士祯的《池北偶谈》记载,明神宗时的礼部尚书沈鲤在京为官,常写信给商丘老家的儿辈,对他们的约束极其严格:出行上,不许儿辈“出入公门,招惹是非”,“拜客只可骑马,不可乘车”;衣着上,要求家人子弟“衣服勿太华美,器用宁可欠缺”等等。并且,他还经常写信提醒儿辈“秋夏粮及早上纳,多加与些火耗,各庄上人,常约束他,莫要生事。”显然这是要家人遵纪守法。
此外,沈大人还要求儿辈多做善事:每年冬天做一百件棉袄施舍给穷人,对于亲戚中的穷苦者、孤寡者,也要经常接济等等。他在家书中教育儿辈:“大抵盛极则衰,月满则亏,日中则昃,一定之理。唯有自处退步,不张气焰,不过享用,不作威福,虽处盛时,可以保守。”历史上的沈鲤为人正直,为官清正,被推崇为贤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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