范仲淹“庆历新政”的失败 皇室家族势力的制约
范仲淹在宋真宗时代进士及第,开始为官生涯。宋真宗也许因为自己的登基过程比较惊险,因此,当了皇帝之后,经常私心膨胀,以图彰显自己的地位,例如他过于信佛信道,伪造“天书”,大搞封禅等。大致说来,中国历史上凡是过于信佛信道的皇帝,都不能算一个好皇帝。古人说“上有所好,下必甚焉”,就是说,皇帝但凡私心私欲公开显露,一定会形成逢迎的趋势。好皇帝的标准基本上是私心私欲能够受到大臣的控制。但是,宋真宗时代没有做到。虽说宋朝的“祖宗家法”要求公心为上,但实践起来也并非一帆风顺,宋真宗朝算是一个典型,尤其是宋真宗宠信刘皇后,开了宋朝后妃干政的先例,差点酿成第二个武则天,这在前面的章节已经说过,这里要强调一下,它也是导致范仲淹新政失败的深远原因。宋真宗死后,刘皇后成为刘太后,宋仁宗年幼继位,刘太后大权独揽,垂帘听政十多年,宋仁宗已经成人,刘太后迟迟不愿归政,直到刘太后65岁时病死,24岁的宋仁宗才摆脱了“儿皇帝”的命运。太后干政,有做女皇的野心,迟迟不愿归政于长大成人的皇帝,在中国古代政治中,是不合常理的状态,必然要遭到大臣乃至社会的反对。如果反对成功,那就是合理的制度战胜了私心,如果反对不成功,那就是私心私欲占据了主导地位。宋真宗的私心私欲导致了刘太后干政,像刘太后这样有权利欲的“女主干政”,要得到实施和维持,一定需要帮手。因此,刘太后擅权的结果是,朝廷中同样有私心逢迎刘太后的“小人”得势。而这些“小人”政治的结果,一方面成为范仲淹新政的改革对象之一,另一方面也成为范仲淹新政的一个重要障碍。
范仲淹推行“庆历新政”在刘太后病死后10年,刘太后遗留下的“小人”政治后果还在,队伍也没有完全清理。虽然科举制度是全面地选拔人才,但是,形成培养人才的普遍教育体系,却从范仲淹开始建立。因此,在“庆历新政”中,范仲淹所遭受的阻力,就来自于欧阳修所说的“小人党”。当范仲淹以民本思想、“先忧后乐”被世人和后人赞颂的时候,他的对立面,显然是一些更多只想维护自己利益的小人。宋仁宗之所以没有对范仲淹支持到底,也在于“小人党”制造了范仲淹的骨干队伍结党谋逆的假象,使得宋仁宗信以为真。所以,范仲淹“庆历新政”的失败,正是由于利益集团介入政治,导致趋炎附势的小人当道。范仲淹主导“庆历新政”的失败,是利益集团政治占据了上风,其中很大的原因来自于皇帝制度自身的缺陷,因为,皇帝制度赋予皇帝及其家族较大的特殊利益,再怎么限制,皇帝家族的特殊利益总是存在。虽然我们说宋朝的政治理念是“超利益集团”、“天下为公”,但任何美好、善良的理念都不能保证不犯错误,因此,批评的确是应该存在的。对于现代社会来说,政府的自我批评大多只是事发之后的“问责”、撤职、处分之类,在事情开始之时或进行之中,批评主要来自民间和媒体。我们一方面不能在这个问题上苛求宋朝没有在900多年前采取媒体舆论监督的做法,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认识到,在当今利益集团政治结构下,媒体很容易被利益集团控制,成为利益集团的工具,从而失去客观公正的立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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