揭秘宋代的钱荒 或因大量铜钱未在市面进行流通
宋神宗赵顼和宋哲宗赵煦时,张方平、苏轼等大臣先后多次上书,表示“钱荒”问题愈演愈烈。张方平反映,铜钱短缺的严重程度,到了“公私上下乏钱、百货不通、人情窘迫”的地步,而苏轼则反映浙江民间因为缺钱,连当铺都惟恐付不起当金而被迫歇业。
近来出现一种奇怪的风气,即吹捧宋代“看似贫弱而实则富强”,语气之夸张,到了仿佛这个人们印象里积贫积弱的宋代,实际上却是个富得流油、强得不屑和敌人一般见识的“高大上”国家的地步。
说宋代“强”,有点勉为其难,毕竟什么燕云之失、靖康之耻,但凡听过书、看过戏的中国人,都能随口报上几句;但说宋代“富”,信的人就不少了,人们都相信,一个割地赔款的朝代,面对虎视眈眈的辽、金、元三个“马背王朝”,竟然能苟延残喘那么些时日,要不是商品经济发达——说白了就是“有钱”,是绝对撑不了那么久的。
然而研究宋代历史资料,就会发现许多截然相反的例证。
北宋第四个皇帝——宋仁宗赵祯时,是北宋政治上最稳定、经济最平稳的时代,但就在这样的时代里,大臣欧阳修、余靖等,都上奏朝廷,报告“钱荒”情况。出现“钱荒”的地区,是当时商品经济较发达、民间较富庶的江淮地区,且余靖更表示“当今天下钱货至少”,表明铜钱短缺绝非个别地区的特殊情况,而是全国普遍现象。
自那以后,“钱荒”问题似乎愈演愈烈。宋神宗赵顼和宋哲宗赵煦时,张方平、苏轼等大臣先后多次上书,表示“钱荒”问题愈演愈烈。张方平反映,铜钱短缺的严重程度,到了“公私上下乏钱、百货不通、人情窘迫”的地步,而苏轼则反映浙江民间因为缺钱,连当铺都惟恐付不起当金而被迫歇业。
到了南宋,疆土少了一半,缺钱的情况却并未因此缓解,南渡之初李纲在喊“钱荒”、南宋濒临灭亡时贾似道也照喊不误。终南宋一世,纸币大量发行,几乎取代了铜钱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,并引发了震撼性的通货膨胀,一大原因,也仍是“钱荒”二字。
问题是,宋代根本就不该缺钱。张方平曾在上书中指出,仅仅江州(今江西九江)、池州两地的铜冶,每年铸造铜钱就多达100万贯以上,而全国铜钱的铸造总量,每年多时甚至可达500万贯,这个数量,是疆域大得多的唐代一年总铸币量15倍多。今天的“邮币卡”市场,两宋铜钱为数不少,除了个别品种奇货可居,大多数品种,如北宋的政和通宝、宣和通宝,南宋的绍兴元宝、隆兴元宝,都是不折不扣的低值大路货。元灭南宋后,将废弃的南宋铜钱大量出口,一度竟支撑起周边日本、朝鲜、越南等国的货币经济。
由此可见,宋代的铜钱,从数量来说绝对不少,之所以“钱荒”,是因为大量铜钱根本没拿到市面上去流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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