军统“河内刺汪”失败真相 并非因汪精卫让卧室

汪精卫在辛亥革命成功后与陈璧君结了婚。他不肯当官，说推翻了帝制应该好好学些建设本事，夫妇俩与几个反清生死之交一起到法国留学，1913年春在那里生下儿子，1914年底又生了老二，即汪文惺。

汪文惺是个早产儿，生下来只有3磅多重(约合1。3公斤)，医生认为她随时可能夭折。后来，汪精卫夫妇回国协助孙中山，投入到跟袁世凯的较量中，看护女儿的责任，就交给了和汪精卫夫妇一同到法国留学的方君瑛、曾醒。汪精卫最信任的人，就是方君瑛、曾醒这两位。方君瑛是中国第一个在欧洲获得数学学位的妇女，曾醒是方君瑛四哥的遗孀，在日本留学时，参加了同盟会。他们三家关系密切。

1931年，日本发动“九·一八事变”，警醒了全国人民，尤其是热血学生。十几岁的汪文惺，正在江苏无锡念书，也与同学一起举着小旗，高呼口号，到南京国民政府门前请愿，要求抗日，要求惩治卖国贼。她懵懵懂懂，并未意识到自己怒火的对象，也包括自己的父亲——汪精卫那时担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。

1934年，汪文惺和何孟恒订婚，1939年两人正式结婚。抗战胜利后，他们在香港度过了三十多个春秋，先是办了一个小花卉农场。何孟恒是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的毕业生，对于怎么让植物生根、抽条、开花，他有足够的本事。这个家庭度过了一段困难时期，直到何孟恒去香港大学植物系应聘，找到了与所学专业对口的饭碗，才算安稳下来。1981年何孟恒退休时，他们的三个女儿已经先后赴美国留学、就业、成家，于是老两口也来到美国定居，一晃已二十多年。

离纽约不远，一个花树扶疏的老人公寓里，住着一对华人夫妇。美国邻居们不会想到，这两位耄耋老人有一重在华人看看来比较敏感的身份：他们是汪精卫的女儿汪文惺和夫婿何孟恒。汪精卫与妻子陈璧君共生有六个子女，除了第五个夭折，其余都很很长寿。这些子女多将往事尘封在心底，讳莫如深，唯一肯谈家族掌故和个人身世的，只有汪文惺夫妇。1939年发生的“河内刺汪案”，成为长达70年研究未果的谜案，而隐居美国的汪文惺夫妇就是亲历者。

汪精卫替蒋介石挨了三枪

汪精卫在政坛上大起大落，忽而上台，忽而下野，忽而远遁，忽而归来，不可能不影响到子女的命运。汪文惺夫妇经历的国事、家事像过山车一样令人头晕目眩、翻覆突变。两位老人晚年投入最多精力的，就是搜集、整理关于汪精卫的文物和史料。

老两口首先谈到“刺杀”：“人们都知道，汪精卫的一生跟刺杀有‘不解之缘’。第一次是1910年，他谋划在北京银锭桥用炸药刺杀摄政王载沣，结果被捕，差点丢了性命，在狱中写出那首‘慷慨歌燕市，从容作楚囚。引刀成一快，不负少年头’。那时，我们还没有出世。但是第二次，我们就赶上了。”

1935年11月1日，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四届六中全会，开幕式后中央委员合影，秩序混乱。多疑的蒋介石临时决定不参加照相，也劝汪精卫不要出席。汪精卫觉得一、二把手都不出席说不过去，便参加了。合影刚完，一位摄影记者突然拔出手枪，近距离向正转身的汪精卫连开三枪，一弹射进左眼外角下颧骨，一弹贯穿左臂，一弹从后背射向第六、七胸椎骨——就是这颗子弹，从此留在汪精卫身上，时时发炎，最终成为导致汪死亡的主要原因。

枪声一响，众人慌忙躲避，只有国民党元老张继冲上去抱住刺客，张学良则一脚踢掉他的手枪。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当时担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，她对闻讯赶来的蒋介石斥责道：“蒋先生，你不叫兆铭(汪的本名)干就讲明好了，何必下此毒手？”蒋涨红了脸有口难辩。

经查明，刺客名叫孙凤鸣，激愤于中国丧权失地，便与几个伙伴密谋杀掉“卖国祸首”蒋介石。没想到蒋没露面，他们便对汪精卫开了火。

何孟恒深受汪精卫信任，汪遇刺，他的司机第一时间驱车去接何。何回忆：“汪精卫被送上救护车时，虽然血肉模糊，但神志清醒。他用广东话说：‘阿杰(何的小名)，不要怕，我没事，他们打不死我。’”

“河内刺汪”疑点重重

汪精卫第三次成为刺杀事件的主角，是1939年3月20日深夜。汪文惺夫妇这一次是现场亲历者。

1938年12月，汪精卫夫妇带着汪文惺、何孟恒等人，从战时陪都重庆出走，经昆明到越南河内。蒋介石派人给汪精卫送去护照，希望他远去欧洲;同时又让戴笠派出得力部下陈恭澍率人前往河内行刺。那天深夜，刺客从后墙爬入汪的寓所，冲上事先判定的汪的卧室，用斧头劈开房门，向室内扫射。但最后打死的并非汪精卫，而是与他情同手足的秘书曾仲鸣。曾仲鸣是曾醒的十弟，其妻方君璧是方君瑛的十一妹。

这次海外行刺，国内有过很多报道，行动组组长陈恭澍也发表过长篇回忆录。但各种描述出入极大，陈说行动组只向汪精卫开了三枪，而有史料却说：“自动枪猛烈扫射，曾仲鸣身上中弹累累，连方君璧都中了四枪。”尽管对经过说法不一，但公认：刺客之所以失误，是因为方君璧刚来河内，于是汪将自己的卧室让出，才使他们当了替死鬼。

没想到，这种“公认”遭到了汪文惺夫妇的断然否定。

史料上说他们住的是“高朗街27号”，但何孟恒指出，他们住在高朗街25号与27号——是两座相邻、每层彼此相通的三层洋房。当年，汪精卫搬过几个住处后来到这里，汪文惺与何孟恒也是在这座洋楼结的婚。两位老人拿出他们画的住房格局示意图：两套房屋的一楼和二楼都是客厅、饭厅，住着亲戚、司机、卫士、厨师等十多人;27号三楼临街的前房，是整个洋楼最整齐的一间，原打算当作新房，摆着新家具;后房住着孙中山已故助手朱执信的女儿和曾仲鸣夫妇的长子。25号三楼临街的前房，是汪精卫夫妇的卧室，后房住着正度蜜月的汪文惺夫妇。

两位老人说，汪精卫夫妇“从来没有在27号三楼前房住过，搬进来后一直住25号三楼前房，从未搬动。汪精卫连写文章都在自己卧室”。曾仲鸣夫妇住进来之前，27号三楼前房没人住，只用来见客而已。

让人不解的是，有史料记载，当时的刺杀行动组还租了街对面的楼房，从顶层用望远镜观察。刺客从外面监视，是否看得见这临街的是一左一右两间房？二老回答：“这栋洋楼的前面没有楼房，相邻楼房是在右侧，如果他们从那里观察，只能从侧面看见27号前面这间房。”

他们回忆：1939年3月20日晚，大家11点左右回房就寝。没多会儿，就被“砰砰砰”的声响惊醒。何孟恒起床走出房间，见汪精卫也正开门张望。何孟恒感觉不对，朝岳父轻声说：“回房，不要出来，我去看看。”他把妻子也推进岳父岳母的房间。何孟恒没穿鞋，走起路来无声无息。他沿着楼梯往下走了几步，“砰砰”声又起，他确信无疑：是枪声！往下望，见走廊灯亮着，二楼后面两屋相通的门口忽然伸出一只手，摸索到墙上的电灯开关，一下把灯全关了。何孟恒一愣，马上缩身回到25号前房岳父岳母的房间，关紧房门，四个人背靠墙壁坐在地下。屋外枪声大作，夹杂着脚步声、敲击声。何孟恒悄悄走近阳台张望，看见对面十字路口街灯下有一人正向这边跑来，他立刻闪避，以免被发现。一会儿，没动静了，何孟恒再出门探视。他推开27号前房的门，来到床边，一伸手就摸到地上的一摊鲜血……

两位老人后来拼合出事情的轮廓：“估计三四名刺客从后院翻墙进入，一名卫士闻声出来看，遭到枪击;另一个跟出来的随从，俯身躲在汽车后面，也被扫射;刺客上二楼，用手电照到有人出房门关电灯，立即就是一排枪;三楼曾仲鸣和朱执信的女儿出来看，刺客已逼近，他们急忙一起退进前房(即曾仲鸣夫妇住的房间)，锁上房门。刺客用利斧将门扇劈开一个洞，把枪伸进去扫射。朱执信的女儿蜷在门侧死角，逃过一劫，子弹都打在了曾、方身上。刺客原路撤离，丢下胶鞋、手套和两排未用过的子弹。”

当时，汪精卫的卫士并没有武器。何孟恒解释说：当时越南是法国殖民地，法国当局说，除了法国人，谁都不允许有枪。

曾仲鸣代汪精卫而死，这件事对汪的震撼很大。曾一直称汪精卫为“四哥”，两人亦师亦友。他16岁随汪精卫赴法国留学，在国民党四大被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，后担任过行政院秘书长、铁道部次长、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副秘书长等职。

何孟恒说，很多问题难以解释：“国民党一号人物派人出国暗杀二号人物，任务非同小可，应该志在必得。派来的据说是复兴社的高手，潜伏、监视多日，却组织得一塌糊涂，破绽百出。他们买了汽车在门口过去过来地观察，却根本没有弄清我们各人的住处，连我们不只住在27号都一无所知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