忽必烈东征日本始末 想派遣使臣去通好了事
自唐代遣唐使以来,中日两国关系逐渐发生了微妙变化。日本逐渐从向中国学习、遣使示好,转而自立门户、反客为主。到明代倭寇屡屡骚扰东南沿海时,中日两国关系已经开始恶化。那么,在明代之前的元代,两国之间又是何种关系呢?
“元曲四大家”之一白朴,曾作有《木兰花慢》词一首,词中提到“伏波勋业照青编。薏苡又何冤?笑葺尔倭奴,抗衡上国,挑祸中原。分明一盘棋势,漫教人、著眼看师言。为问
鹏瀚海,何如鸡犬桃源。”词中有“倭奴”二字,又称其“抗衡上国”云云,显然说明在元代,中日两国即有不睦乃至战事了。所谓“伏波勋业”,是以汉代伏波将军马援征伐越南事,概指元军诸将东征日本。整首词隐约表达了元代征伐日本的战事,但“薏苡又何冤”之句又是何意呢?这就需要进一步联系《元史》,来作一番史料探寻与揣摩了。
据《元史》卷二○八《外夷一》载:“日本在东海之东,古称倭奴国。或云恶其旧名,故改名日本”。事实上,白朴词中所言的“倭奴”古名,源自汉代。公元57年,日本列岛南部的“倭王”遣使朝贡,欲借臣属于汉王朝树立自己权位和王位,故求汉皇赐封,而光武帝赐其为“倭奴王”。直到唐代咸亨年间,这受封于汉朝的“倭奴国”才改称“日本”,渐有自立门户之意。
继续查阅《元史》,不难发现,白朴词中的中日之战,有过两次,且发生在元世祖忽必烈在位期间。原本,忽必烈没有打算东征日本,至元三年到九年间(1266?1269),还屡屡派使臣出使日本,有通好睦邻之意。当时,对于铁蹄踏遍欧亚、一条马鞭征服世界的大元帝国而言,根本没有把弹丸之地的日本国放在眼里,以为日本必将臣服。于是乎,他没有挥动马鞭进军,而是派遣使臣去通好了事。
岂料好几次使臣东渡,要么因风浪巨大无法抵达,要么则因日本方面不作回应而不了了之,到后来,日本更直接拒绝忽必烈的使臣登陆,并明确声称不会向元朝纳贡称臣。忽必烈原本只是图一“虚名”,让所谓“海内之国无不臣服”的声名成为事实,并非真心想要日本的朝贡之礼;所以还一直耐着性子,按兵不动。多次遣使东渡,却屡遭拒绝之后,忽必烈忍无可忍,终于发兵日本了。
至元十一年(1274)十月三日,元军大小战舰900艘、28000名士兵、15000名水手等,在都元帅蒙古人忻都、左副元帅高丽人洪茶丘、右副元帅山东人刘复亨等的率领下进攻日本。高丽国王也派金方庆率领大军随同出征。这次战役以元军占领日本两岛后,又莫名奇妙地撤军而草草结束。至元十八年(1281),元军再次东征日本,用兵达十万之众。而这一次则更为诡异,因为海上突起风暴,元军尚未登陆,已全军覆没。还有一种说法,则是称元军诸将不和,无法统令行军,最终不得不以全线撤军收场。这两次东征日本,元军撤军原因至今众说纷纭,无法确定。而白朴词中的“薏苡又何冤”,就正是认为元军东征日本之所以失败,源于诸将失和、群臣猜忌而致军心瓦解。
“薏苡”的典故,仍是出自汉代伏波将军马援的史事。《后汉书》卷二十四《马援传》称,马援征伐越南时,曾听说当地有一种“薏苡”的植物,其果实(即薏仁)可食用,有轻身健体的功效;服用后还可以避南方瘴气之害。于是归国途中,他便将这种植物的种子载了整整一车回来,以便在国内种植推广。可当时却有大臣向皇帝诬告,称马援载回国的车子里,曾经载有满满一车的珠宝。白朴词中的“薏苡又何冤”,正是以马援之冤代指元军内部的猜忌失和,也间接地暗示了元军东征日本失败之因。
此后,忽必烈虽还有东征之意,但因种种客观原因,及群臣谏劝,最终未能再举战事。元朝人大都认为,没有必要为此弹丸之国大兴讨伐之事;且元军只擅骑兵攻伐,并不擅海上征战。白朴曾作有《西江月》词一首,为之感叹道:“白石空销战骨,清泉不洗飞埃。五云多处望蓬莱,鞭石谁能过海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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