民国邪教“一贯道”肆虐南京 汪伪官员担任要职
“全能神”邪教成员残忍制造了山东招远麦当劳命案,引发公众对中国民间邪教组织的关注与担忧。揆诸历史,自明清以来,秘密邪教组织在中国底层社会从未绝迹。南京也曾是邪教的重要活动地区。尤其在1937年12月到1945年8月南京沦陷期间,在日军的扶持下,邪教组织“一贯道”在南京猖獗一时,发生了很大的影响。
“一贯道”传播到南京
“一贯道”又名“中华道德慈善会”,起源于清光绪三年(1877年),最初主要在山东、广东一带传道。1925年,张光璧(又名张天然)接任“一贯道”总道首职务后,推动该组织在山东、河北一带大肆传播。
1936年,张光璧来到南京,投靠国民政府。该组织开始传入南京。“一贯道”荒唐地宣称整个宇宙分“红阳”、“青阳”、“白阳”三期,各历经一万八千年。目下正值“白阳”期末世,大劫将至,社会上各界民众须得信奉“一贯道”,才能消灾免难。
在张光璧蛊惑的宣传下,南京民间有许多被迷惑的民众纷纷拖儿带女,举家加入该邪教。该组织不断发展壮大。
在南京建立“三大坛”
1937年7月,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,“一贯道”组织总道首张光璧投靠日伪,提出“万教归一”、“万道归日”、“联合有神论(日本),打倒无神论(共产党)”的媚日、降日、反共口号,与日伪特务机关建立了密切关系。
该组织在日军的扶持下,达到极盛,全国有教徒300万人以上。其全国组织架构,设有北京、天津、济南、上海等7大总坛。
日伪当局支持“一贯道”组织在南京大力发展,作为对南京人民进行殖民主义统治的一种手段。
1939年,伪“维新政府”统治时期,该组织已在南京建立三大坛:道兴坛来自天津道德坛,天一坛来自济南天一坛,慧光坛由杨慧楚所创。
1940年3月30日,汪伪政府在南京成立后,“一贯道”在南京有了新的发展,在南京建立了总堂—“崇华堂”。“一贯道”总道首张光璧也被汪伪政府聘为“外交顾问”。
1941年,张光璧的小老婆、“大道首”孙率贞来南京视察道务,日伪当局派出伪警察、伪水警到车站、码头列队迎送,一时造成很大的影响。
汪伪官员纷纷加入
汪伪政府的政要,如汪伪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周佛海、汪伪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长褚民谊、汪伪考试院院长王揖唐,以及汪伪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李长江、汪伪军事委员会委员孙祥夫、汪伪警政部副部长李福久、汪伪中央税警团团长李丽久等人,先后加入“一贯道”,并担任要职。
比如,褚民谊担任“一贯道”南京总堂—“崇华堂”的董事长,在1944年以功德费名义,一次就捐给该堂45万元储备劵。在1943年由李福久介绍入道的孙祥夫很快就担任了“一贯道”的点传师与“崇华堂”的董事。孙祥夫还邀请张光璧两下江南,到南京传道。
张光璧回信说:“京汉亲友屡次敦请,余亦有意南游,借以得与先生等会面,罄叙阔别,实是余之素怀,只以事多纷繁,未能早日成行,以待将来。……先生顾及道务,将来诸多费便,意思很好。……似欲引陈上岸一节,可见贤契筹划周到,可其酌之,商酌办理为盼”。
据有关专家分析,张信中的“引陈上岸”,很可能是指他们正谋划将汪伪第二号头目陈公博拉进一贯道。
新中国成立后才被取缔
在日伪当局的支持下,“一贯道”在南京社会各界大肆宣扬汉奸理论,扩充组织成员。遭受过日军大屠杀惊吓又找不到出路的南京部分市民为求“避灾”、“求生保命”,纷纷入道。
该组织又推行“一人入道,全家皆为信徒”的传道方法,只要有一人入道,全家中从老到小,从男到女,包括吃奶的婴儿,都成为其成员。因而该组织发展迅速,在南京城内外各区设道坛数十处,号称道徒10万,成为日伪控制南京时期南京地区最大的邪教组织。
南京的“一贯道”还将其组织与影响积极向南京周边地区扩展。
日本统治南京的近八年期间,是“一贯道”邪教活动的一个高峰,也是其作恶最多的一个时期。在抗战胜利后,这个邪教组织的成员有不同的表现与归属。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,该邪教才被彻底清算与取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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