刘备有遗嘱吗 为什么说“诫子书”是刘备政治遗嘱
蜀汉章武二年(公元222年),刘备征吴兵败,退守白帝城。次年,即章武三年,公元223年,刘备于白帝城“永安宫”染沉疴不起,急招诸葛亮星夜来白帝,听受遗命。当时和诸葛亮一起来的还有刘备次子鲁王刘永和三子梁王刘理,留太子刘禅守成都。也就是说,刘备临终,刘禅并不在身边。清人毛宗刚评点“三国”,于此点评说:“先主在白帝,而刘禅在成都,与曹操在洛阳,而曹丕在邺郡,临终之时,父子皆不相见,仿佛相似。”情形相似,然若论彼时心境,则曹、刘大不同也。
由于刘禅不在身边,刘备手书的“遗诏”便只能由诸葛亮带回成都,这份“遗诏”,也就是后世所谓刘备“诫子书”,罗贯中《三国演义》所引和《三国志》“裴松之注”所载文辞略有出入,然大抵不差,不妨照录:
朕初得疾,但下痢耳,后转生杂病,殆不自济。朕闻人年五十,不称夭寿。今朕年六十有余,死复何恨?但以卿兄弟为念耳。勉之勉之!勿以恶小而为之,勿以善小而不为,惟贤惟德,可以服人!卿父德薄,不足效也。卿与丞相从事,事之如父,勿怠勿忘!卿兄弟更求闻达,至嘱至嘱!
这份遗诏不啻是给刘禅的“政治遗嘱”。其中最为后人耳熟能详的是“勿以恶小而为之,勿以善小而不为”两句。后世皆以“防微杜渐”之意解前句——坏事也要从小事开始防范,否则积少成多,终成“大恶”;以“积寸为尺”之意解后句——“小善”积多了也就成为利天下的“大善”。这样解读固然不能说就错,然却并未能尽刘备本意。若推原刘备本心,此语实有“不得已而言之”的无奈与悲凉在。刘备本识世知人之主,况于其子哉?深知刘禅之“无用”,无行“大善”之本领,不得已以“小善”励之;刘禅甚至无行“大恶”所需之魄力,故以“小恶”戒之。其实这也不能算什么新鲜的解读。清人毛宗刚即言:“先主教太子之言,已知太子之无用也。何也?刘禅固不能为大善,亦不能为大恶者也。不能为大善,则但勉之以小善而已;不能为大恶,则但戒之以小恶而已。”刘备枭雄之才,却谓“汝父德薄不足效”,看似谦虚,其实是看透了自己所擅之权谋通变,亦非“无用”之阿斗所能学也。
刘备于白帝托孤时对诸葛亮言:“君才十倍曹丕,必能安邦定国,终定大事,若嗣子可辅则辅之,如其不才,君可自为成都之主。”后人皆谓此语实是刘备欲结孔明之心,故以语激之,其实亦是深知刘禅之“无用”,否则即使“欲结其心”,又何苦出此既损君臣体面,复伤孤忠之臣感情之语!读史至此,遥想当年白帝悲风,千载而下,犹让人不能不兴“龙种跳蚤”之叹!
说刘禅之“无用”,自然是就君主所需之识见与权谋而言,若论个人的道德修为,刘禅身上可訾议者并不多。刘禅固“无用”,西蜀宫廷却也因此而绝少魏、吴那样的让人不寒而栗充满刀光剑影的算计与屠戮,孟德斯鸠说:“那种历史记录读来乏味的国家是幸福的。”从这个角度去看,刘禅也并非一无所取吧,然这已经是另外一篇文章的题目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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