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宋朝神宗的秘密 政坛风雨对于人生的影响
年轻皇帝赵顼首先想到了上次变法的领袖人物之一的富弼。熙宁元年(西历1068年),富弼徙判汝州(今河南汝州市),奉诏入觐。神宗对这位老臣特别礼遇,敕许肩舆至殿门,其子扶掖进见,不须参拜,坐下说语。言辞之间,神宗觉得这位富郑公不愧是三朝重臣,老成练达,久经政务,应该是一位可以依靠的老臣,就向他请教富国强兵的策略。谁知道,富弼只是老套地回答道:“人主好恶,不可令人窥测,可测,则奸人得以傅会。当如天之监人,善恶皆所自取,然后诛赏随之,则功罪无不得其实。”神宗又以边事相问,富弼说:“陛下临御未久,当布德行惠,愿二十年口不言兵。(《苏轼全集·前集》卷37《富郑公神道碑》)”二十年政坛的摸爬滚打、风风雨雨,竟然让一个人的变化如此巨大,巨大得令人诧异,这还是当年那个叱咤风云、雄姿英发的富弼吗?他显然老了,老得成了老江湖、老油条、老滑头。政坛这个东西呀,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想挤进去,做公务员。可是他们不知道这里面有多么复杂,多么的消磨人性。大多数人跳进去了就再也出不来了,只能沉到水底做了淤泥。年轻人有锐气和热情,真好!可能保持多久,就是个问题了。三年?五年?十年以后呢?能剩下来多少?难得的是冷静,因为冷静,你能真正的潜下心来观察问题、研究问题、反思问题,作出正确的决断。更难得的是信念,是信仰。一个有信仰的人,什么也不能改变他。
笔者少而失学十七岁便上班了,在机关里面从打杂干起,一直干到戴上金顶子的蚊子官儿,在宦海里面沉浮了足足十年,把我人生中最璀璨的青春时光都奉献给了共青团的事业,每每听到一首《光荣啊!中国共青团》,我都禁不住热泪盈眶。做了十年,烦了,厌了,于是挂印读书去了。十年了,在机关里面,我经历了冷眼、沉浮了宦海、参与了沧桑,观察了斗争,但我还有信念,所以我能毅然决然的辞职,我能写写鲜少人看的长篇,作为十年行政的变相总结。问我这十年感触是什么?我只有苏子瞻的两句,“十年生死两茫茫,不思量自难忘。”做官难,难做官,也许当初他们也是一样的忧国忧民,一样的雄姿英发,一样的想有番大作为。就像庆历新政时候的富弼。可是十年、二十年的宦海沉浮之后呢?也许只顾及自己家里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了,也许只会想到我应该分到平方米的房子、坐什么样的车子、有多大的面子,还能不能为了这些好处,在政治上再有些进步呢?这就需要人云亦云、完全按照领导意志办事,只问上级喜怒,却不问对错善恶;需要谨小慎微,处处不能随意放屁,不痛不痒、不麻不辣、诤言不说、直话不讲,报喜不报忧,只学喜鹊喳喳不做仗马之鸣;需要只对长官负责,不对人民负责,不对国家负责,浑浑噩噩、不冷不热,领导小事是大事,百姓大事是小事。至于年轻时的那些雄心壮志,初入宦海时的自我约束,都将被看作是政治不成熟的孟浪。不信吗?庆历新政二十年后的富弼,不就是最好的例子吗?
富弼老于世故的回答,对于青年皇帝赵顼,无疑于一盆凉水劈头浇下。一个安于现状,一个要有所作为。显然,富老头子连汤带水的洛阳水席,不大合适神宗的浓重口味。于是,神宗把目光转到元老重臣之外,其他有才干特别是一样有雄心有抱负的官员当中。同时,青年皇帝赵顼也从中看到了改革即将遇到的阻力有多么巨大,他也在为变法的各项前期筹备工作,进行着积极的运作。
神宗不愧是佳子弟的风格,其变法中兴的胆识自毋庸质疑。但在登基之初酝酿变法的时候,他的各项工作的着眼点却无不落在一个“稳”字上,没有采取以往变法者那种首先急于在制度上进行大刀阔斧、改弦更张的办法,而是采取了一系列比较稳健而谨慎的举措。“其即位也,小心谦抑,敬畏辅相;求直言,察民隐,恤孤独,养耆老,振匮乏;不治宫室,不事游幸,励精图治,将大有为。(《宋史·神宗本纪》)”特别是在人事工作中,“一朝天子一朝臣”,本是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的既定习惯。神宗却没有采取“大换血”的传统办法,对干部队伍进行清洗,而是选择了尽量稳定原有宰执班底,力争最大限度的缓解消化矛盾、争取各方面支持的新办法。首届内阁中的吴奎、韩琦、曾公亮、文彦博、欧阳修、赵槩等人,基本还都是上届政府中的老班底,变化不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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