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养生学角度看孔子 为何连遭不幸仍能安心治学
《论语·述而》中有一条:“叶公问孔子于子路,子路不对。子曰:‘女奚不曰,其为人也,发愤忘食,乐以忘忧,不知老之将至云尔。’”据《孔子年谱》,这是公元前四百九十年(鲁哀公五年)的事,那年孔子六十二岁。《孔子世家》也有说及,与《年谱》所记基本一致。
孔子一生,几乎就没有中断过读书做学问。“吾十而有五而志于学”,这是年轻的时候。“学而时习之,不亦说乎”,已在鲁定公六年,“陪臣执国政,……故孔子不仕,退而修诗书礼乐”之后,那时孔子有四十七八岁了。他说“加我数年,五十以学《易》,可以无大过矣”,差不多也在那个时候。周游列国十四年,被季康子派人请回鲁国,然“鲁终不能用孔子,孔子亦不求仕”,那时他已六十九岁,此后索性潜心做学问编“六经”去了。在中国古代,年过半百便是“老汉”,七十已在“古稀之年”,孔子称得上是“活到老,学到老”了。
一般人读书只为敲开“幸福之门”:“书中自有黄金屋,书中自有颜如玉,书中自有千盅粟”,或许就是最直观的表述。一旦敲开了不同标准的“幸福之门”,也就要与书籍“拜拜”了。孔夫子却并不全然如此。“吾十而有五而志于学”的时候,有没有这种想法不敢为他打保票,年近五十,“陪臣执国政……故孔子不仕,退而修诗书礼乐”,既无关读书做官,也就说不上是为“黄金屋”,为“颜如玉”,为“千盅粟”而读书做学问了。
至于“叶公问孔子于子路,子路不对”之时,孔子辞去鲁国的官职已有六年,即按年龄计,也算得上是“离退休干部”了,那时他正在周游列国,栖栖遑遑到处奔走,以求有人慧眼识珠。在那样困境中,仍能“愤而忘食,乐而忘忧”,可见已经习惯成自然。
但我以为,“鲁终不能用孔子,孔子亦不求仕”之后,依然能静得下心来做学问,修“六经”,这是最不容易的。兴致勃勃地返回鲁国,很想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,然而,“复出”的希望终于落空,政治生涯由此终结,对于热心于政治的孔子,这几乎就是灭顶之灾。而且,在此之后,致命的打击又接踵而至:六十九岁时,他的儿子孔鲤去世,此为老年丧子,乃是人生三大不幸之一;七十岁时,他最得意的弟子颜回英年早逝,使他连呼“天丧予”,其悲痛程度不亚于丧子。诸如此类,足以摧毁一个人的精神支柱,使人精神崩溃,陷于绝望。孔子却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沉下心来做学问编六经的,其毅力确非寻常之人可以想象。
或许有人还会感到困惑:这是何苦来着?
人要能够活得下去,需有三个条件,一为目标的牵引,老人也要有目标的,此所谓“老有所为”。人生没有目标,犹如行尸走肉,活得没有意义;二为情感的滋润,包括亲情、爱情、友情,缺乏这种滋润,孤独而且干涩,活得没有滋味;三为内力的支撑,这内力便是能够自立于世的智力与体力。
对于孔子来说,可以说是三条齐备:他在鲁国辞职之后,周游列国十四年,可见有足够的体力,而且思维清晰,这“内力的支撑”不成问题;他在困境之中,以至于落难之时,也始终都有弟子跟从相随,师生之间,情深意切,这“情感的滋润”也依然存在;最重要的是他始终没有失去人生的目标,始终都有目标的牵引,其它二条,其实也是由这一条所决定的。
“修诗书礼乐”,本来就是他曾经做过而没有做完的事,“孔子亦不求仕”,在他完全“退”下来之后,正好有时间来继续这项工作,了却这一心愿。所以,从另一个角度说,做学问,修六经,又成了他为之“发愤忘食”的事,而且使他能够从中得到快乐,以至“乐而忘忧”;这个人生的目标,也是精神的支柱,使他暮年的生命获得意义,充满亮色。
判断一个人是年轻还是衰老,应有两个维度。一是从生理上看,这是绝对的,年轮不可抗拒,也无法篡改。二是从心理上看,这是相对的。心态不好,整天无所事事,郁郁不欢的,往往未老先衰;人之心,有所牵挂,也便有所寄托。衰老,是因为放弃。“愤而忘食,乐以忘忧”,却能使人“不知老之将至”。
即使从养生学的角度说,“不知老之将至”,亦是令人神往的人生境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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