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早预见安禄山谋反的竟是李白
其实唐朝的“安史之乱”爆发前,就已经有过三位高官向唐玄宗说过安禄山可能会谋反。据《旧唐书》记载,张九龄就曾经因为讨厌安禄山的“狡黠”,所以告他“面有逆相”且有“狼子野心”王忠嗣也曾因为李林甫对自己“日求其过”,于是告他的亲密同伙安禄山日后“必反”而杨国忠因为担心安禄山与自己争夺相位,因此多次向皇帝面前说其悖逆之状”。但其实这三个人,都只不过因为安禄山与自己的利益发生了冲突,所以捏造了个莫须有的罪名,实际上他们并没有任何安禄山谋反的证据。但是,有一个人却早早的就看出了安禄山的谋反心理。这个人就是“诗仙”李白。
在古代,把“谋反”的帽子强扣在别人头上,是一种比较常见的政治斗争手段。在个人喜恶、个人利益、个人权欲面前,无论是风度翩翩的张九龄,异常奸诈的李林甫,还是粗鲁霸道的杨国忠,都把颇受皇帝宠爱的安禄山视为“眼中钉、肉中刺”,都欲除之而后快。因为没有真凭实据,所以他们的说法均属主观臆断和恶意诬陷。
其实,最早预见安禄山谋反的人是李白。天宝十一年(752)十月,李白在游历途中去了一趟范阳,即幽州,也就是安禄山的大本营,亲眼目睹了安禄山的嚣张气焰,客观地预见了安禄山谋反的必然性。离开幽州后,李白写了一首诗,题为《幽州胡马客歌》,诗中的“胡马客”暗指安禄山,“绿眼虎皮冠,笑拂两只箭”写出了安禄山的飞扬跋扈,“疲兵良可叹,何时天狼灭”则道出了自己的忧国之思。
李白之所以有这种敏锐觉察和正确判断,笔者认为有以下原因:其一,李白经过两次官场上的失败,政治警惕性有了进一步提高;其二,李白被“赐金还山”后身处局外,更容易清醒地认识问题;其三,李白与安禄山都具有胡人血统,更容易洞悉同族人的心思。流放夜郎遇赦后,李白在《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》一诗中也回忆了当年他在幽州的所见所闻。“戈”和“鋋”均为古代兵器,李白用一句“戈鋋若罗星”,犀利地揭露了安禄山跃跃欲试的狼子野心。
对于如此重要的军事情报,李白既没有上报朝廷,也没有密奏皇帝。应该说,李白有难言之隐。当时,安禄山正红得发紫,昏聩的唐玄宗对他百般信任和恩宠,连御史大夫和当朝宰相都扳不倒他,李白一个被谗逐的文人,所说的话又有多少分量呢?再者,王忠嗣、杨国忠因为说过安禄山的坏话,一个被贬职,一个遭白眼,如果换了李白,恐怕只有被砍头的份了。所以,一句“心知不得语”,反映出了李白当年心存畏惧、有话难诉的矛盾和尴尬。
把话放在心里面,把预见写在作品中,是李白对自身的无能为力,最后无可奈何的一种选择。此后,李白继续他的游山玩水,继续他的求仙访道,甚至想用“栖蓬瀛”的方式来避世。天宝十四年(755)十一月,“安史之乱”爆发后,剑法高超的李白不但没有投军报国,反而选择了和其他普通百姓一样仓皇南奔,甚至认为“乐毅倘再生,于今亦奔亡”。国难当头,李白的这种退缩逃避的做法,既反映了李白在政治上的消极和绝望,也反衬出了在盛唐表象下的黑暗和腐朽。所以即使李白早早看出了安禄山的谋反之心,但却只以消极的态度去对待,对于唐朝后来的发展,终究还是没有起到什么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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