唐太宗制造的冤案 谋反罪缺证据就说“欲反”
唐太宗李世民之所以被称作“千古一帝”,除了他抵抗外来侵略、拓展中华版图、促进民族融合、开创盛世局面的丰功伟绩外,还在于他实行了“慎刑宽法”的清明政治。李世民在位期间,朝廷每处决一名重囚犯,他都要求“三覆五奏”,并把死刑的终审权收归中央,以免出现冤假错案;他还一再告诫大臣们说:“死者不可复生,用法务在宽简。”从贞观六年,他让近四百名死囚犯回家过年的创举,就可以领略到他对生命的尊重和对人文的关怀。
对犯人如此,对开国功臣和社稷重臣更应当珍惜呵护,但李世民却多次制造冤假错案,让一些有功之臣蒙受不白之冤,不少贤能之士遭受无妄之灾。盛彦师的无辜被戮,李君羡的因谗而死,张亮的受赚殒命,刘洎的失言遭殃,就是很典型的例子。在这四起人命关天的案件中,李世民既没有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,更没有遵循“三覆五奏”的程序,就草草地下达了死刑命令。这不仅成为唐太宗光彩人生中多了一大污点,也让后人感到莫可名状的疑惑。
盛彦师是员武将,从剿灭李密、平定王世充的两次漂亮战役中,可以看得出他在军事指挥方面是位奇才。但如果让他当劝降的说客,可就是门外汉了。徐圆朗叛乱时,李世民有意选派盛彦师为安抚大使,目的是想借助他的威名让徐圆朗束手就擒,达到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的理想效果。不料,盛彦师话还没说上两句,就被徐圆朗活捉。据《旧唐书·盛彦师传》记载:盛彦师被俘后,面对徐圆朗的威逼利诱,始终大义凛然,表现出了对李世民的耿耿忠心。然而,“贼平,彦师竟以罪赐死。”盛彦师落入敌手,有辱使命,罪过不小;但李世民策略失准,用人不当,其罪更甚。李世民赐死盛彦师,如果说是为了发泄对盛彦师的不满,倒不如说是为了推脱自身责任,掩盖自身失误。(编者注:此时仍是唐高祖朝,但李世民为征讨主将,盛之死不能说与他无关。而且李世民一生多有滥杀“群盗”出身官员的经历)
如果说盛彦师被赐死,有其自身过错的因素,那么李君羡的死就更不可思议了。一句疑神疑鬼的谶语,一道无中生有的谗言,就轻松的让久经沙场、赫赫战功的李君羡断送了性命。
据《旧唐书·李君羡传》记载:贞观初年,一句“唐三世之后,则女主武王代有天下”的谶语,引起了李世民的高度警惕和对大臣们的猜疑。当他得知李君羡小名叫“五娘子”,其“武连郡公、左武卫将军、玄武门守将”等一系列封号官职中皆带有“武”字,正好与“女主武王”暗合时,李君羡的霉运便接踵而至。先是被皇帝“深恶之”,接着被调出京城,不久就被御史弹劾“与妖道密谋勾结,欲行不轨”,最后李世民连审都不审,就下诏“君羡坐诛,籍没其家。”厄运来的如此迅速,如此连贯,恐怕李君羡至死也弄不清楚自己怎么得罪了李世民。
刑部尚书张亮被杀的罪名是“谋反”。因为老家郑州荥阳被人传言是“形胜之地,不出数年有王者起”,因为有人发现了“有弓长之君当别都”的图谶,因为私下里与几个江湖术士谈论了这些敏感话题,因为老婆喜欢巫术进而干预政事对他的负面影响,使这位农民出身的凌烟阁功臣成员,很快就被推上了被诬告的风口浪尖。谋反,是皇帝最不愿意听到的字眼,不管是真是假,无论是空穴来风还是风吹草动,除之而后快。正当李世民因为找不到过硬的证据而焦头烂额的时候,突然又听到张亮私下里畜养五百壮士为义子的事儿,这是让李世民极其愤恨的,虽然其“反形未具”,但总算是一个现成的把柄。于是,李世民就来了个主观推断,对侍臣曰:“亮有义儿五百,畜养此辈,将何为也?正欲反耳。”(《旧唐书·张亮传》)于是,这位当年为了辅佐李世民争夺帝位的死党,这位刚刚从高丽战场返回长安的沧海道行军大总管,这位临死前还在苦苦哀求宽大处理的刑部尚书,被“下诏处斩,籍没其家”。
能够得到李世民高度评价的人不多,除了“镜子”魏征,就应该是“性最坚贞”的刘洎了。刘洎因为忠于职守,敢于直谏,有能力,有忠心,所以李世民在远征高丽时,才把辅佐太子监国的重任放心地交给他。
贞观十九年,远征高丽归来的太宗,听信了褚遂良谗言,在没有充分调查研究的情况上,草率地把刘洎给杀了。据《资治通鉴》记载:唐太宗出征高丽时得了“痈疽”,刘洎听到消息后,忧心忡忡,曾和同僚们说了八个字:“疾势如此,圣躬可忧!”这本是一句忧国忧君的肺腑之言,但被进馋者传到唐太宗的耳朵里,却完全变了味:“刘洎言国家事不足忧,但当辅幼主,行伊、霍故事,大臣有异志者诛之,自定矣。”宫廷中最敏感的字眼除了“谋反”,就是“传位”了。在太子人选上,太宗可以说是绞尽脑汁,费尽心思,立了废,废了立,摇摆不定。进谗者十分了解李世民的“心病”,在接班人问题上大肆进馋,皇帝因此才会失去理智,龙颜震怒,二话不说,即刻下诏:“刘洎与人窃议,窥窬万一,谋执朝衡,自处伊、霍,猜忌大臣,皆欲夷戮,宜赐自尽。”对于这桩冤案,司马光在记述时也用了一个“谮”字,以表明史家的看法。
唐太宗李世民一面倡导“宽大安抚”,实行开明统治,体现人文关怀;一方面本着“宁可信其有,不可信其无”的疑忌心理,对大臣动辄问罪,轻则贬黜,重则杀戮,甚至连尉迟敬德、房玄龄这样一些佐命功臣,也未能幸免。李世民是一位贤明的皇帝,更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,在他看来,没有什么能比政局稳定更为重要。平庸之才犯了错误,他可以不予追究,一笑而过,但位高权重的臣属尤其是功臣,哪怕有一点点扑风捉影的风吹草动,只要有可能威胁到自身利益和皇家利益,他都会兴师动众,杀气腾腾。尤其是到了贞观中后期,随着“隋亡为戒”历史教的训逐渐淡忘,随着骄傲自满情绪的不断滋长,封建帝王的专制本能越来越多的在李世民身上体现出来。皇帝高深莫测,臣子如履薄冰,在君臣的政治游戏中,皇帝始终是赢家。难怪岑文本被唐太宗任命为中书令后,不仅高兴不起来,反而面露忧色。母亲问他为什么,他说:“非勋非旧,滥荷宠荣,位高责重,所以忧惧。”亲朋好友前来道贺,他正色道:“今受吊,不受贺也。”寥寥数语道出了他对“伴君如伴虎”这句至理名言的深刻认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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