陈纳德回忆 抗战前蒋介石不知自家空军底细
陈纳德在中国抗战时期贡献甚巨。大名鼎鼎的“飞虎队”指挥官之外,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国民政府的军事顾问。然而,踏上陌生的土地不久,这位“来华助阵”的美国人发现,将与自己并肩作战的是一支徒有其表的空军,身为最高统帅的蒋介石则被蒙在鼓里。
战祸逼近,意大利人欺上瞒下
我来到中国的时候,意大利人已完全控制了中国空军,并垄断了大部分中国航空市场。
意大利人的对华援助实在是笔“好生意”,其间的各种开销全部来自当年的“庚子赔款”,可谓羊毛出在羊身上。为了购买意大利飞机,中国反倒还要拿出几百万美元,这对颇有些捉襟见肘的意大利航空工业来说实在是雪中送炭。还有一点不能不说:墨索里尼是个彻头彻尾的两面派,他在援助中国的同时,也没有放弃未来的盟友日本。
正是由于这方面的原因,尽管意大利人搞了不少花架子,中国空军的实力并未得到实际增强。有件事情很说明问题——意大利人开办了一家军事航校,实行“宽进宽出”的政策。也就是说,不管能力如何,学员只要耗完必须的学时就可以毕业。
据说,蒋介石对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“很满意”。众所周知,中国飞行员主要来自上流社会,美国航校出于各种原因将不合格人选扫地出门时,经常会受到多方面的压力,蒋介石也会被搅得寝食不安。较之美国人的严肃认真,意大利式的殷勤显然更符合中国人的胃口。他们的办学方式迎合了中国人一团和气的固有心态,却毁了中国空军。
意大利人在南昌援建的飞机组装厂也纯粹是骗局,他们提供的飞机很多是陈旧过时的,有的根本就是废品,这些破烂竟然被航空委员会堂而皇之地登记在册。也就是说,在意大利人的“帮助”下,中国建立的其实只是一支徒有其表的“纸上空军”。
最可气的是,某些人还利用航空捐款牟利。他们筹款时往往会许诺说,使用从当地获得的款项购买的飞机将会以当地的名字命名。拿到钱之后,他们还真派架飞机过来转上一圈,搞个焰火庆典,机身上醒目地喷涂着地名。但实际上,这些人对很多地方做出了同样的承诺,用来进行展示的飞机却只有一架,只不过每次机身上喷涂的名字不同而已。至于筹集来的款项,则早已不知去向,最后,中国空军只是在所谓官方统计表上又“购买”了一架新飞机。
直言不讳是我赢得信任的法宝
全中国的战争狂热愈演愈烈之时,蒋介石来到鄱阳湖西岸的夏季别墅避暑。当时的蒋内心很纠结,每天都在思考如何才能走出困境。实话说,中国军队的情况非常不乐观——
中日战争爆发时的中国海军拥有全世界军衔最高的海军将领,在国际海军会议上比任何人都优先。讽刺的是,蒋介石那少得可怜的炮艇除了被强大的日本舰队歼灭,无法期待任何事情。陆军情况略好,在德国顾问支持下,一支8万人左右的新式部队初具规模,时刻听从国民政府调遣。但我不得不指出,这支队伍虽然足以让心怀异志的地方军阀闻风丧胆,面对装备精良的百万日军仍然显得底气不足。至于成立不到5年的空军,知晓内情者更是不抱什么希望。
在南昌待了一段时间后,由于工作需要,我和中方的空军负责人毛邦初一起前往庐山晋见蒋介石和宋美龄。
寒暄过后,蒋介石便开始用严厉的语气质问毛邦初,要求后者对中国空军目前的状况做出解释。善解人意的宋美龄靠过来,为我翻译他们的对话。
“空军到底有多少飞机可以参战?”蒋提高了嗓门。
“91架,委座。”
蒋的脸色突然变得通红,快步走下别墅的台阶,把大批随从远远甩在身后。
“委员长已经发狠话说要把他枪毙了。”宋美龄悄悄告诉我,“航空委员会的账面上显示,总共有500架飞机可以投入作战。”
这之后8年里,我再没见过蒋介石如此失态。最后,他终于压抑住怒火,来到我面前用中文问道:“你的调查有什么结论?”
“毛将军的数据是准确的。”
“继续,”宋美龄鼓励我,“把所有真相都说出来。”
我将自己掌握的情况全部说了出来,宋美龄耐心地在旁翻译。来回踱步的蒋介石渐渐放慢了脚步,过了大概20分钟,他才离开门廊,回到了屋里。
经过这番谈话,毛邦初保住了自己的脑袋,宋美龄获得了监督、掌管航空委员会的权力,我则落了个直言不讳的好名声。此次在庐山的会面,为我日后和蒋介石相处奠定了基调。他开始信赖我,我也赢得了他的信任,只要我做的事情有利于战争的最后胜利,他都会毫无保留地支持。“有利于战争的胜利”——这便是他和我相处的底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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