汉族文化 “和而不同”是怎样的一种境界
“和而不同”
先贤所谓“和”,是“异”中之“和”,无“异”就无“和”。用今人的流行话语说,“和”讲的就是“多样性的统一”。“和”的精神是以承认事物的差异性、多样性为前提的;而“同”则不然,它旨在排斥异己,消灭差别,整齐划一。“同”的这种单一性、纯粹性的倾向,最终必然导致事物的发展停滞直至灭亡;而“和”对多样性的坚守,不同事物或对立因素之间的并存与交融,相成相济,互动互补,是万物生生不已的不二法门。
古人对“和”与“同”的异同与优劣有着深刻的洞识。《左传·昭公二十年》载,齐国晏婴与齐景公论和同之别,他指出:“和如羹焉”,和“五味”才成美味佳肴;“声亦如味”,和“六律”、“七音”方为悦耳动听的音乐。相反,“同之不可也如此”,一种调料难免乏味,一种声音让人厌烦。在此基础上,孔子明确提出“和而不同”的命题,并把和同与否作为区分君子与小人的一个标准:“君子和而不同,小人同而不和。”这与《中庸》所载孔子“君子和而不流”的说法,意义相近。孔子将事事苟同、不讲原则的人讥之为“乡愿”,即好好先生,他批评说:“乡愿,德之贼也。”章太炎《诸子学略说》说:“所谓中庸,实无异于乡愿。
彼(孔子)以乡愿为贼而讥之。夫一乡皆称愿人,此犹没身里巷,不求仕官者也。若夫逢衣浅带,矫言伪行,以迷惑天下之主,则一国皆称愿人。所谓中庸者,是国愿,是有甚于乡愿者也。孔子讥乡愿而不讥国愿,其湛心利禄又可知也。”应该说,被章太炎贬为“乡愿”、“国愿”的中庸,并不是先哲追慕的理想层面与理论形态的中庸,而是指它在历史上扭曲变形的社会表现;他所批评的孔子,也并非孔子本人,乃是专制政治的符号性存在。孔子及其价值理念,在后世没能摆脱被毒化与同化的厄运。
在精神层面,“和而不同”的理念,从被动的方面看,意含反抗政治强权或文化霸权的压迫与同化;从积极意义看,则昭示了兼容并蓄、海纳百川的包容精神与博大胸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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