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为我所用必为我所杀 明朝朱元璋霸道用人主张
一般说,我们都知道,明朝开国之君朱元璋是位草根皇帝,做过游丐,当过和尚,没有喝过多少墨水,文化素养不敢恭维,但他却成为古代帝王中难得的敢于批判古先圣贤的人,《严光论》就是其代表作。据悉,这篇收入《明太祖文集》题名《严光论》的文章,是朱元璋撰写为批判东汉高士严光所作所为之“大作”。
严光何许人也?原来,严光少有高名,曾与光武帝刘秀同学。东汉开国后,他改名变姓,隐居乡野。光武帝派人到处寻访,终于找到他:披着羊裘,垂钓泽中。光武帝派特使专车,“安车玄纁”,将老同学接到洛阳。严光却在馆内高卧,不愿拜见皇上。光武帝只好屈尊去见老同学,并道:“咄咄子陵,为何不肯相助?”严光不应,良久乃张目熟视,答:“帝尧著德,巢父洗耳。士故有志,何至相迫乎?”刘秀只得上车叹息而去。后来,光武帝再拜老同学为谏议大夫,严光坚辞不就,归隐富春山中。后归故里,80岁卒于家。详见《后汉书·逸民传》。
在古代中国“官本位”至上的国度里,有官不当、辞官不做,已属难得;能坚拒帝王再三之聘,毅然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,更为难得。所以千百年来,严光被传统知识分子奉为精神偶像:虽不能至,心向往之。北宋范仲淹就极为赞叹:“云山苍苍,江水茫茫;先生之风,山高水长。”也许对严光,不同人会有不同理解:不官迷心窍,不汲汲功名利禄,不攀龙附凤,等等。但有一点认识却是共同的:独立自由之精神。可以说,历代都有知识分子追求自我边缘化,隐居不仕,过无官一身轻生活的隐士梦想。严光俨然成为了其中的佼佼者或代表者,受到不少人追捧和褒奖。故历代帝王大多不仅能容忍,还常常予以表彰。
然而,在朱元璋看来,严光的所作所为却是十分大逆不道。朱元璋在《严光论》中明确表示,“汉之严光,当国家中兴之初,民生凋敝,人才寡少,为君者虑,恐德薄才疏,致民生之受患,礼贤之心甚切,是致严光、周党于朝。何期至而大礼茫然无所知,故纵之,飘然而往。却仍凄岩滨水以为自乐。……假使赤眉、王郎、刘盆子等辈混淆未定之时,则光钓于何处?当时挈家草莽,求食顾命之不暇,安得优游乐钓欤?今之所钓者君恩也!……朕观当时之罪人,罪人大者莫过严光、周党之徒。”
细细分析朱元璋这一段话的含义,不难得出一个结论,那就是他时时处处表达了其执政理念和道德标准:君主是臣子和百姓的救星,凡是不与君为伍者就是忘恩,凡是不与国合作者就是犯罪,皆为不可饶恕的罪人。
因此,朱元璋不仅口诛笔伐了严光,还以设立“寰中士夫不为君用者”这一史无前例的罪名,来严惩现实中的“严光之徒”。据朱元璋钦定案例汇编《大诰》记载,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断指不仕,苏州士人姚润、王谟被征不至,皆被诛杀,籍没其家。御笔亲批:“率土之滨,莫非王臣。寰中士夫不为君用,是外其教者,诛其身而没其家,不为之过。”于是乎,连惹不起躲得起的自由也被彻底剥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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