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代文人严复三改《天演论》 体现其微妙心态变化
《天演论》的三次改订,可能的确提升了翻译质量,力争达到严复本人所倡导的“信达雅”的因素在里边。但这三次改订的文本细节,又能够让人明确感受到,译著者本人的微妙心态与心理变化,并非一如标签化的“天演学家”那般义正词严、不可动摇。
严复(1854—1921)译著《天演论》,成书于戊戌变法之际;1898年当年就有过两次不同版本的出版。一是在1898年6月,由湖北沔阳慎始基斋根据严复改订的样本刊行,分上下两卷,刻本一册。慎始基斋本内容较完备,刻板印制效果颇佳。这个版本是在充分听取了吴汝纶、梁启超等的修改意见之后,在《国闻报》已经连载了部分译本内容之后,经由严复在原稿上第一次改订而成的。二是在1898年12月,又出版了福建侯官嗜奇精舍石印本,此为严复自己出资刻印,在原稿基础之上,又经过第二次改订,校印质量更佳。虽然离“慎始基斋本”出版只有半年时间,但“嗜奇精舍本”还是有新的改订;而且与先前只在友人文士间“内部流通”不同,这一版本算是公开发售、大力推广过的。
“慎始基斋本”与“嗜奇精舍本”,这两个版本,是目前学界公认的《天演论》早期版本。这两个版本的《天演论》,曾流行一时,对当时士大夫阶层中鼓吹变法的风潮,有着相当重要的推动力与影响力。但后世读者通常读到的,最为通行的版本,却不是上述这两个早期版本,而是再次经过删改的两个后期版本。一是1901年富文书局石印本,即“富文本”;二是商务印书馆的铅印本,即“商务版”。这两个版本所依据的底本是一致的,都是严复据原稿第三次改订之后的产物。
事实上,在书前的“例言”部分,曾有过一整段文字,只读过“商务版”《天演论》的读者,是没有读到过的。通过早期版本,我们可以“复原”出这段话来:
是编之译,本以理学西书,翻转不易,固取此书,日与同学诸子相课。迨书成,吴丈挚甫见而好之,斧落征引,匡益实多。顾惟探赜叩寂之学,非当务之所亟,不愿问世也。而稿经新会梁任公、沔阳卢木斋诸君借钞,皆劝早日付梓,木斋邮示介弟慎之于鄂,亦谓宜公海内,遂灾枣梨,犹非不佞意也。刻讫寄津覆斠,乃为发例言,并识缘起如是云。
光绪二十四年岁在戊戌四月二十二日严复识于天津尊疑学塾
实际上,这段文字的删节过程,从1898年到1905年,可以看作是严复个人的一段坎坷历程之缩影。这一历程,就正是严复从慷慨激昂、鼓吹变法的志士,到黯然离场、埋头学术的学者之转变过程。
原来,1898年9月28日,谭嗣同、林旭、杨锐、刘光第、杨深秀、康广仁“戊戌六君子”被捕就义,而康有为、梁启超等早已接到密报,在此之前数日已离京逃亡而去。当时,严复还在北京“待诏”,但接到了大学士王文韶的密示,也意识到事态严重,还是不得不秘密离京,返回了天津。在这种情势之下,便不难理解,为什么1898年12月在严复故乡福州印制的《天演论》“例言”中,会悄无声息地删去“新会梁任公”之名了罢。此举无非是为了“避祸”,在当时的危急情势之下,是没有人再敢于谈论与变法相关的任何人物与事件的。本就侥幸躲过一劫的严复,不可能不知道大清国的文字狱之惨烈,不可能再在这个节骨眼上招惹“文祸”上身。
《天演论》的三次改订,可能的确提升了翻译质量,力争达到严复本人所倡导的“信达雅”的因素在里边。但这三次改订的文本细节,又能够让人明确感受到,译著者本人的微妙心态与心理变化,并非一如标签化的“天演学家”那般义正词严、不可动摇。二十世纪初波诡云谲的时代潮痕,在这个被梁启超赞为“于中学西学皆为我国第一流人物”的身上,还是或多或少留下了进退得失的权衡之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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