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大小”之术是祸乱历史的至尊?什么是大小之术
以史为鉴,可以思接千载,视通万里,可以把握中国社会治乱兴替的内在规律,可以洞悉修齐治平的永恒智慧。然而想要修齐治平并不容易,经国纬政也不是谁都在行。领导们都能像孙权那样“屈身忍辱,任才尚计,性度弘朗,仁而多断”倒还好,如若不能,天下治理的一团糟,到了“生灵有累卵之危,百姓有倒悬之急”的地步,又该怎么办呢?
难道要如历朝历代的高级知识分子所主张的那样——“防民之口,甚于防川,川壅而溃,伤人必多,民亦如之。是故为川者,决之使导;为民者,宣之使言”?!这也许的确是个不错的办法,于国家行使正确的决策、匡正时弊、重修宇内、再造乾坤大有裨益,但是如果广开言路,虚心纳谏,大众对为政者合法地位发出的质疑之声也不会少,直言鲠议的仁人志士多了,统治者的私欲就要受到抑制。所以不如用权谋中的“小大之术”来间接淫巧的强奸民意,维护一时之稳定。(至于为政者身死之后,国家或败或亡,大可不必考虑。因为昏君奸臣大都以为国败之后,家尚可存,可以移民境外)
所谓‘小’字诀,旨在大事化小,小事化无,文过饰非,盛加溢美;而大字诀,意在以小见大,无限上纲,无中生有,褒贬臣民。
这样一来,大众的日常议论话题就被自然而然的锁定在购物、养生、体育、休闲、娱乐、恶搞、单向的求职技巧、扯皮的相亲节目、虚假的爱心、表面的法制、肤浅的道德等等方面,而不会去关注时局政治,说出什么振聋发聩之言了。俗语云:‘仓廪实而知礼节,衣食足而知荣辱’。然而人们热衷于谈论国之四维(礼、义、廉、耻)、时尚娱乐,不去触碰与自己利益攸关的政治问题、民生大计,并不是说现实生活中已经没有“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,涂有饿殍而不知发。人死,则曰‘非我也,大同社会的建设正处于初级阶段也’”之类的现象,百姓们都丰衣足食了,而是‘小大之术’将基层的民意颠倒了。
(文子说:“动乱的国家看上去好象很热闹;安定的国家看上好象很空虚;灭亡的国家好象匾乏不足;图存的国家好象过剩有余。空虚不是没有人,而是因为人人都在岗位上;热闹不是人丁多,而是因为都在追逐蝇头小利;有余不是财力富余,而是因为寡欲少事;不足不是市场无货,而是因为人们虽然收入少,但是各种税赋却很多。”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)
历代为政者运用“小大”之术这一权谋,是造成百姓的注意力只集中在购物、养生、体育、休闲、娱乐、恶搞、单向的求职技巧、扯皮的相亲节目、虚假的爱心、表面的法制、肤浅的道德等等鸡毛蒜皮的小情而对民生大计、政治时局不敢轻谈的主要原因。所以仁智的草根学者不为这种权谋所惑。
当为政者对某件事使用‘小字诀’时,我们就要看看他所提出的这件事在某一领域内是否个别现象,如果之前已经多次发生甚或蔚然成风,我们就要从‘这一领域内的制度是否健全’、‘这一领域内的政策是否不以好高骛远为能,而以浅近易行为要’、‘政策是否有出台前临时拼凑,出台后又反复更改的现象’、‘政策是否切中时弊,能堵截犯罪於流水之源,而不以事后诸葛亮为高’、‘在这一领域内的执政者到底属于六主之中的哪一主’。如果为政者对这些问题避忌不谈,反而委罪于人,把责任推向社会、学校、家庭、司法、个人等等因素上,证明他在推卸责任,大搞愚民。
当为政者使用‘大字诀’时,我们就要从这四个方面考察他:一是对于提倡道德而不真正做到仁的人,有没有授予他国家大权;二是对于见到贤能而不让的人,有没有授予他尊高爵位;三是对于掌握刑罚而躲避亲贵的人,有没有让他统帅军队;四是对于那种不重视农业,不注重地利,而轻易课取赋税的人,有没有让他做都邑的官。如果这四个方面的回答都是:有。那么即使统治者对自己的政绩再怎么表功,对他人的逆耳忠言再怎么上纲上线,大家都可以当他是放屁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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