司马光的家风:反对变法不见得就是坏人
司马光生性不喜华靡,素以俭朴自守。在洛阳编修《资治通鉴》时,住在城郊西北一个小巷中,居所极为简陋,仅能挡风遮雨。夏天为避暑热,他请工匠挖地丈余,用砖砌成地下室,读书写作其间。大臣王拱辰当时亦居洛阳,所建宅第凌天高耸,最上一层称朝天阁,洛阳人戏称:“王家钻天,司马入地。”邵康节则打趣说:“一人巢居,一人穴处!”
司马光不收任何人送给他的礼,就连皇上的赏赐也不受。仁宗皇帝临终前立下遗诏,赐予司马光等大臣一笔价值百余万的金珠。司马光考虑到国家财力不逮,便领衔上书请免。力辞再三未果,只好将自己那份珠宝交谏院充作公费,金钱接济了亲友,自家分文未留。司马光为官40年,仅有薄田三顷,所得薪俸大多周济了穷人。其妻去世时,竟拿不出钱来办丧事,只得典当薄田置棺埋葬。司马光临终床箦萧然,唯枕间有《役书》一卷,故吕公著为挽词云:“漏残余一榻,曾不为黄金。”
司马光府上有个仆人,30年来一直称呼他“秀才”。前来拜会的苏轼,听后觉得不恭,就教他以后改称“大参相公”。作为称呼,“相公”是指“位居宰相之职并享有公爵爵位的人”。司马光听仆人突然改口,吃惊地问他谁教的,仆人如实禀告。司马光说:“好好一个仆人,被苏东坡教坏了。”在司马光看来,“贤者居世,会当履义蹈仁,以德自显,区区外名何足传邪!”他不仅自己不吝身份,也不希望家人为世俗所染,变得势利起来。
俗话说,“宰相家人七品官”。在封建社会里,因势焰熏灼使然,官宦府邸中人,即便车夫、门子,身价也非同一般。如果家规不严、门风不正,他们就会倚权仗势,寻衅滋事,有恃无恐,横行不法,甚至贪污受贿,作奸犯科。据《清仁宗睿皇帝实录》记载,和珅的大管家刘全,查抄资产竟至20余万,并有大珠及珍珠手串。若非纵令需索,何得如此丰饶!
一天,司马光经过独乐园,见新盖了一间厕屋,就问守园者,建房的钱是从哪里得来的。守园者答,是我把游人给的赏钱积攒起来的。司马光说,为什么不留着自己用?守园者说,难道只有相公您不要钱?守园者的回答很有意思,一句反问,就把主仆双方的为人都说清楚了。赏钱属于个人正当得利,留为己用合情合理,守园者却用于公共设施,这显然超越了一般职业操守。他能这样做,无疑是受到司马光的熏陶。人格的魅力有多大,影响力就有多大。
在司马光手下当差,无势可仗,无光可沾,也无油水可捞,显然要比其他公府豪门清苦。但因主人夫妇待之以诚,持之以礼,从不欺凌打骂,他们活得自在有尊严,心里感到踏实,这可不是金钱能够买得来的。他们不仅安贫若素,没有怨言,而且也像主人一样平和敦厚,不慕奢华,不图富贵,老老实实做人,勤勤恳恳做事。
行胜于言,“修齐治平”四字,司马光践履得十分到位。他深知“由俭入奢易,由奢入俭难”,“俭能立名成业,侈必堕落自败”,并视为“大贤之深谋远虑”。因此在身教同时,非常重视言教。《训俭示康》一文,就是司马光专门教诲继子司马康的。由于身教言教并重,其家族后人也都以贤德立身,绝无“官二代”之累。司马光一生著述颇丰,收入《四库全书》的就有16种457卷。影响力大的除《资治通鉴》外,就是《家范》了。《家范》广泛收集了治家有方的实例,系统阐述了家庭伦理关系、治家原则以及修身处世之道,为历代推崇的家教范本。司马光自己说,《家范》比《资治通鉴》更重要,因为家风是世风之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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