揭秘明君圣主逃不出的历史怪圈
大多数的圣君贤主似乎都有一个通病,那就是在继位前期勤廉为政、爱民如子,社会太平,百姓安居乐业,而到了后期就开始骄傲自满、穷奢极欲起来。唐太宗李世民也没有逃脱这个怪圈。在贞观盛世的成功面前,他自认为在文治、武功及怀远三个方面都超越了古人,于是,骄傲自满的情绪开始滋长,思想与行为也逐渐发生变化。原本引以为戒的隋亡教训也被他抛在了脑后,封建帝王的贪欲与专制的本能,在他身上体现得越来越明显。
在贞观中后期,在宫廷生活上,李世民追求奢华,大兴土木,宫殿营造得越来越多,老百姓的徭役负担也不断加重,被迫服役的百姓数不胜数。在任用贤臣方面,他也不像贞观初期那样,唯才是举,以德行学识为先了。各个勋亲子弟开始充塞于朝廷。在兼听纳谏方面也大不如从前,逐渐地厌恶直言,不悦人谏。有的时候,即使勉强听从谏言,其内心也是不愿意接受的。
在贞观中后期,唐太宗李世民与大臣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他不再像从前那样信任大臣,重用贤臣,而开始疑忌大臣,并且,这种猜疑心理越来越重,尤其是在贞观后期,对大臣动不动就问罪惩罚,轻则贬黜,重则杀戮,甚至连尉迟敬德、房玄龄这样辅佐他登基的功臣们,也没有幸免。在贞观后期,唐太宗李世民还做了两件非常愚蠢的事情:两次讨伐高丽与过问起居注。由于他没有认清形势,连续两次发动讨伐高丽的战争,结果不但全部以失败而告终,还激化了国内的阶级矛盾。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上,史官在进行中一直占据着特殊的地位,肩负着神圣的责任:秉公直笔,如实记载,不虚美,不隐恶,即使是皇帝也没有权利干涉。所以,历朝历代的帝王们是不会查看史官记载的起居注的,以便保证史官们能够无所顾忌地执行自己的责任。这是先人们留下来的良好传统与习惯。但是,李世民却打破了这个传统,开了恶劣的先例,致使此后的唐代帝王纷纷效法,严重地影响了史官们的工作。
虽然唐太宗李世民在前期曾经建立过卓越的功勋,值得我们肯定与赞赏。但是,在贞观后期,由于他频繁发动战争,导致徭役和兵役的征发空前严重,社会矛盾日益激化,百姓又重新沦入水深火热中,这也是应该受到责备与批评的不争事实。并且,晚年的李世民,由于疾病缠身,久治不愈,竟然产生了乞求长生不老的迷信思想,迷恋上了方士炼制的金石丹药。终于,在贞观二十三年五月,他自食恶果,因为服用过多的金石丹药而中毒暴亡。就这样,一代英主命丧于长生不老药之下,享年52岁。
可见这样一个“生于忧患,死于安乐”的俗语,就算是英明神武如唐太宗李世民一般的圣主,也逃避不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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