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明靠什么引来“万国来朝” 因为丰厚的回赠
一个国家的文明活力,不体现在外在热闹,而体现在内在强盛。
朱棣统治大明的永乐年间,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朝贡盛况,“大明统一万方,天子文武圣神,以仁义礼乐君师亿兆,故凡华夏蛮貊,罔不尊亲。际天极地,举修职贡。自生民以来,未有如今日之盛者”。邻国为向中国朝贡争先恐后。
到了明朝中期,争相朝拜中国有增无减,尤其是失而复得“朝贡许可证”的日本更是表现突出。朝贡竞争越演越烈,“争贡”事件屡有发生。其中,最著名的是日本商船挑起的“宁波争贡”。
这起发生于公元1523年、嘉靖年间的事件缘起向日本商船来中国“朝贡”。日本西海道大内氏使者宗设谦道与南海道细川氏使者弯冈瑞佐两个“朝贡”使团,驾船来宁波,因争“先来后到”,互责真伪,发生争执,宗设谦道杀弯冈瑞佐,使团乘机焚掠,明朝沿海警备司令——备倭都指挥刘锦奉命追缴,竟然战死,局势乱作一团。
彼时日本为什么争先恐后向大明朝贡?为什么那么多国家乐此不疲向中国朝贡呢?对于明朝的朝贡本质,当时有个意大利“中国通”利玛窦,一针见血地指出:不是世界向中国朝贡,而是中国向世界朝贡。
并不愚蠢的日本人也发现了这一点,明王朝的朝贡贸易带有很大的赏赐性质。因为是“外夷”的上贡,所以身为“上国”的明王朝,无论给价还是回赐往往超出“贡品”价值的几倍甚至几十倍。中国的金属、缎、绢、瓷器、茶叶、书籍,都是日本的生产、生活必需品,日本人需要中国财富。于是他们也开始认同这种“甜头巨大”的朝贡。将朝贡看作是一种营利之机,甚至是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。
史料记载,每当载满明朝赏赐货物的朝贡船回国时,日本人就衣冠整齐聚在兵库港的岸边翘首西望。日本私人史记《大乘院日记目录》,对这一盛况进行了这样描述:“船归朝,宣德钱到来。”满载而归、获得巨利的喜悦溢于言表。
日本每派出一次进贡贸易船,回国后其总获利约在二十万贯左右。甚至是从明朝带来的铜钱本身,也是值钱的东西。日本长期流通中国铜钱,为从中国取得相当数量的铜钱,不惜在中国东南沿海走私铜钱。
对此,日本学者载傅依凌的《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》有如下记载:“惟用中国古钱,每钱一文,价银四厘。向者福建龙溪私自铸钱市之。彼重中国之钱,不计龙溪之伪”。“大明国客”郑舜功《日本一鉴》也如是写道:“时与新会民交通,载往交趾、广西,或下海售之”。经“倭夷、贡寇必经之路”,走私出洋,运往日本的铜钱亦很多。日本国内的中国铜钱价甚高,一千文价值四两银子,从中国输入的铜钱,本身就可获利三、四倍。
朝贡就是捡钱,不捡白不捡。因为获利巨大,日本从将军、武士到社寺僧人、各地商人,都把朝贡看作发财的大好机会,想方设法地挤进朝贡团。所以,朝贡团的成员人数越来越庞杂,货物越来越多,对明朝贡是块大肥肉,谁不红眼?
于是,“宁波争贡”事件就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不可避免地发生了。日本名为“使团”,实为“捡钱”的商船无序竞争,为“独占朝贡”打破了头,这是大明的骄傲,还是“人傻钱多速来”的国际笑话?历史尚无深刻定论。
总之这起事件发生之后,中日关系急转直下,明朝自闭东洋海上门户。日本开始尝试用“武士刀”直至“三八大盖”敲开“朝贡”之门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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