抗战时期“文夕大火” 戴笠监控焚城计划
说到长沙抗战,文夕大火是绕不过去的一段历史。在诸多面世的文章中,有一个关键人物却很少有人提及,那就是军统局副局长、“特工王”戴笠。近日,戴笠发给蒋介石的一份电报原件以及各方资料浮出水面,诸多真相得以解密。原来,文夕大火前,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竟然在长沙,严密监控焚城计划……
一份电报,最终使蒋介石痛下决心毁城
1937年,日军发动侵华战争,大批城市沦陷。焦土政策开始被国民政府重视,李宗仁还将此策略汇编成册。其时,汪精卫等人对此策略提出反对意见。
1938年10月13日,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贺耀祖、军统局副局长戴笠联名电呈蒋介石,汇报江西九江失陷前未能贯彻焦土作战,被日军获大量物质的情形。原电文为:“九江自沦陷后,暴敌除奸淫烧杀外,并将有历史性及珍贵之物品悉数搬运回国。近将各商店居户搜出之日用品及我军遗弃之大米万余包,分发汉奸与难民以示小惠,或贱价售于苦工以收人心。现市民颇感敌军之来反获利益,宁肯冒险亦不远离。查此实因由我党政军警,对政府坚壁清野、焦土抗战之政策,未能贯彻实行,以致资敌利用也。”
同年10月下旬,广州、武汉相继沦陷,政府严令实施焦土政策,并责成戴笠与军统人员在武汉督促方案的执行。然而,国民党内部意见不统一,武汉警备司令郭悔擅自先行撤退,焦土计划未能全部完成,最终机场为敌所用。
戴笠的这份支持焦土政策的电报,以及武汉等地的失地资源被敌利用,最终使蒋介石排除他议,痛下决心烧毁长沙古城。
严密监控张治中布置计划,以免焚城不力
自武汉失守后,军统总部临时迁到长沙小吴门外东庄米家花园。遵照蒋介石命令,戴笠在长沙坐镇指挥,严密监控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布置焚城计划,以免焚城不力。
11月10日,日军逼近汨罗江一带,戴笠所领导的军统局开始加紧负责撤离人员,分两批,一批从沅陵转重庆、一批从衡阳转重庆。11日下午,蒋介石查看情况后离开长沙时,戴笠前往火车站送行,在车站遇见酆悌,问及焚城准备情况。酆悌告诉戴笠:已经布置好了,由警备司令部负责,保安处协助。同时问戴笠,是否军统局也来参与?戴笠要求酆悌拿出具体行动计划再决定。当晚,戴笠指派军统长沙站的负责人李人士去了解情况,回复却是还没安排好计划。
1938年11月12日上午9点左右,张治中接到蒋介石来电(文侍参电):“长沙如失陷,务将全城焚毁。望事前妥密准备,勿误!中正文侍参。”(因蒋介石所发的电报代码是“文”,大火又发生在夜里(即夕),后称此次大火为“文夕大火”。)
张治中接到电报后,立即召集在长沙的省警备司令酆悌、省保安处长徐权会商,亲自指派警备第二团团长徐崑为总指挥,将所属士兵3人编为一组,共100组,负责焚城。同时通知部属如闻警报声,或看到一处起火,即可行动。
电告蒋介石当时起火与混乱状况,任务“圆满完成”
11月12日下午,岳阳失陷。军统此时留在长沙大约有200多人,因无车可派,戴笠要求他的秘书曾坚等领队,乘最后一班火车到衡阳,然后步行从广西、贵州到重庆。随后,戴笠亲自在长沙市内视察,看见秩序混乱,也无警察出面维持,打电话给警察局长文重孚厉声质问,并要求文重孚前来面谈。文重孚见到戴笠后告知,接到酆悌的命令,要求警察集结在各自警局待命,待火起即刻撤出城外。于是,戴笠马上给酆悌打电话询问,得到答复:煤油、炸药已经准备好,但仍无具体行动计划。戴笠鉴于此情况,与酆悌约好,决定晚上10点亲赴警备司令部面商。
11月12日晚9点,文重孚来电话,称酆悌晚上有事外出,届时不必前来。戴笠预感有什么事会发生,马上电话联系酆悌,但对方无人应答。这时戴笠的部下、交通科长胡子萍前来报告,说军统负责运载疏散人员的汽车被警备司令部人员扣留在新军路,用于运送爆破人员与焚城材料。
晚12点,城内外火起,军统本部附近的航空委员会、汽车兵团车厂亦相继起火。戴笠因惦记尚有军统人员在东车站候车,急乘车前往看望,途中见到警戒兵朝天乱放枪。从车站回来后,戴笠将当时起火与混乱状况电告在韶关的蒋介石,留下了珍贵的史料。
11月13日上午8点半戴笠离开长沙市内,9点在猴子石码头看见张治中的副官在码头找保安处长徐权。下午5点,戴笠改由湘潭渡江,在湘潭西遇见酆悌部属与其行李车,不久该车接到命令返回长沙,调查焚城事件。
文夕大火到底是谁放的?
至此,戴笠结束了在长沙的日子,而他的任务也“圆满完成”。这场大火却一直延烧了五天五夜,导致长沙30000多人丧生,全城90%以上的房屋被烧毁,经济损失约10亿元。
文夕大火到底是谁放的?这一直是史学界探究的谜团。时任国民政府军令部部长徐永昌曾认为是军统放的火。但从戴笠的史料中可以看出,军统只负责监督,并未参与。还曾有谣传共产党放火,时任湖北省政府主席陈诚在回忆录曾明确说:吾深不以为然。目前的公论是,由于南门外伤兵营医院不慎失火,结果被误认为焚城信号,全城一起放起火来,造成震惊中外的“文夕大火”。
参考资料:《戴笠先生与抗战史料汇编·军情战报”国史馆》、《张治中回忆录》、《徐永昌日记》、《王世杰日记》、吴湘相《第二次中日战争》、《陈诚六十回忆录》、《抗战时期的军统局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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