皇姑屯事件背景 只因张作霖激起全国抗日浪潮
1927年4月,日本田中义一上台后,向张作霖强索铁路权,逼张解决所谓“满蒙悬案”,从而激起了东北人民的反日怒潮。9月4日沈阳两万人示威游行,高呼“打倒田中内阁”。在全国反帝浪潮的冲击下,以及张作霖本人的民族意识,奉系政府未能满足日本在“满蒙”筑路、开矿、设厂、租地、移民等全部要求,并有所抵制,这为日本内阁所不能容忍,日本关东军则断定东北人民的反日游行系张作霖煽动所致,对他恨之入骨。
1928年4月5日,蒋介石为了扩大自己的地盘在徐州誓师,对以张作霖为首的北方旧军阀举行“第二次北伐”。4月9日,第一集团军发起全线进攻。4月30日,各路国民军对济南发起总攻。这天夜晚,张宗昌率残部弃城北逃。5月下旬,国民军已逼近京津地区。盘踞北京的“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”张作霖见大势已去,在6月2日发出“出关通电”,宣布退出北京回东北。
这次张作霖回东北,日本提出了最后通牒,胁迫他同意日本的要求,张作霖却仗着自己手里还有几十万军队,不肯松口。于是,日本关东军决定在张作霖回东北的路上除掉这个眼中钉。当国民军迫近京、津之时,日本“惟恐战乱波及满洲”,一面增兵青岛,威胁南军北进;一面按其“东方会议”的决策,对张作霖施加压力,迫张及早离京。1928年5月18日,日本对交战双方发出警告,声称:“动乱行将波及京、津地方,而满洲地方亦有蒙其影响之虞。夫满蒙之治安维持,为帝国之所最重视,苟有紊乱该地之治安,......帝国政府为维持满洲治安计,不得不取适宜且有效之措置。”在这“警告”发出的前后,日本加紧了逼张的活动:既催张退回东北,又乘机向张勒索“满蒙”的权益。
1928年5月13日和15日,日本得寸进尺,要他“解决满蒙诸悬案”。据《时事新报》揭露:当时日本曾向张“提出条件十款,其苛毒不忍言”。有人回忆:芳泽曾屡次逼张,要他履行所谓的“密约”。为逼张作霖退回东北,5月17日晚,日使芳泽会见张作霖,与张谈至深夜。芳泽说:“大势已经如此,为使战乱不波及京、津,收拾军队撤回满洲以维持满洲治安,我想无论对中国国民还是对奉天派都是万全之策。”张作霖听后不悦,严词拒绝。芳泽继续追问说:“你们能打过北伐军吗?!”张作霖说:“若打不过他们,我们可以退回关外。”芳泽说:“恐怕未必回得去吧。”张作霖说:“关外是我们的家,愿意回去就回去,有什么不行呢?!”
芳泽见张作霖不上其圈套,就进一步采取威胁手段,从怀里掏出日本政府关于满洲问题警告南北双方的觉书。并向张作霖提出“满蒙权益”的要求,逼张作霖答应。不仅如此,他又向张作霖威胁说:“张宗昌的兵在济南杀死几十名日本侨民,你对此应负一切责任。”这一连串的威逼,使张勃然大怒,由座上猛地站起来,把手里的翡翠嘴旱烟袋猛力地向地下一摔,搕成两段,声色俱厉地冲着芳泽说:“此事(指张宗昌杀日侨事)一无报告,二无调查,叫我负责,岂有此理!......”他说完之后,就扔下芳泽,怒气冲冲地离开了客厅。三个多小时的会谈就这样结束了。
那时,张作霖本想“留在关内”,他对日本的逼迫行径“非常不满”。因而不但口头上拒绝了芳泽的“劝告”,而且于1928年5月25日发表书面声明,反对日本1928年5月18日的“警告”。日本见张作霖不听摆布,对他继续施加压力,警告他:如果不听劝告,失败后想回东北,“日军当解除其武装”。同时,日本关东军也“开赴沈阳、锦州、山海关等地,并将关东军司令部由旅顺迁至沈阳,在沈阳满铁借用地分设六大警备区,日侨也组织日勇千余,剑拔弩张”。在内外交迫下,张作霖不得不表示离京。在日本迫使张作霖退回东北的时候,奉系内部的“新派”,为便于和蒋、阎妥协,也劝张作霖离京。张作霖在答复中表示“东三省及京、津为中国领土,主权所在,不容漠视”,反对日本政府公然干涉中国内政。当时报刊报道说张作霖“有不得不出关的苦衷”:(一)张不离京,一切妥协和其他事均无从说起;(二)奉军新派人物,均极盼张速去,以望与党方合作“。同时,奉军在军事上节节失利,军心早已动摇。
张学良、杨宇霆等亦“力劝老将回奉”。5月30日,张作霖召集张作相、孙传芳、杨宇霆、张学良举行会议,决定下总退却令。6月1日下午,“邀外交团入府”,在怀仁堂与外交团告别。他在致词中,以极悲痛的语句,向各国使团表示他的“讨赤”立场。他说:“余为中国计世界计,始终矢志讨赤,至保护外侨生命财产,即余在满洲时......亦未尝一日忘怀,今后仍然请各位放心。”6月2日,张作霖发表了“出关通电”,说明自己到北京“本为救国而来,今救国志愿未偿,决不忍穷兵黩武。爰整饬所部退出京师。”张作霖虽通电“退出京师”,但决不甘心放弃既得的统治地位。在离京前(6月1日),他命许兰州将“安国军大元帅”的印、旗、国务院的印信、外交部的重要档案全部运往关外,并下令“一切重要命令,仍须由大元帅盖印发表”,梦想“在关外庞然自大,一过其大元帅之瘾”,企图有朝一日卷土重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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