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小小的御史为何如此大胆?敢与皇帝作对
宋朝名臣,在谏官、御史任上成名者很多,如包拯、赵抃、唐介等等。他们均以向皇帝仗义执言、对大臣大胆弹劾,而获得朝廷内外的广泛好评,士大夫送给他们一个个亲切的称呼,比如称包拯为“阎罗包老”,赵抃为“铁面御史”,唐介为“真御史”。那么,这些小小的监察官员,面对手握生杀予夺之权的皇帝和大臣,为什么能够理直气壮而又毫无惧色呢?从唐介弹劾宰相文彦博一案中,可以一窥端倪。
皇佑三年(1051年),宋仁宗提拔张贵妃的伯父张尧佐为宣徽使、节度使、景灵使、群牧使,皇帝为外戚聚然加官如此之重,这在宋朝是颇为罕见的,一时间士大夫议论纷纷。
据《宋史•唐介传》记载,在宋仁宗召集的朝会之上,时任殿中侍御史的唐介便与谏官包拯、吴奎一起,上章请求宋仁宗收回成命,罢去张尧佐的四使职务。同时,要求御史中丞王举正启动“庭论”程序,在朝堂上对此事进行公开辩论。结果,张尧佐被免去了宣徽使、景灵使,只留下其他二使职务。
然而,事情并未就此完结。不久,宋仁宗又给张尧佐加官宣徽使兼河阳知府。听到这个消息后,唐介掩饰不住内心的愤怒,对同僚吴奎说,这不过是借河阳知府之名、加张尧佐宣徽使之实而已,我们不能就此罢休啊。但吴奎却含糊其词,模棱两可,不表态。唐介只好孤军作战,独自向宋仁宗抗言不可。宋仁宗辩解说,百官任命,均出自中书省,即宰相的决定,希望淡化自己在任命张尧佐问题上的影响。
唐介本来就对宰相文彦博有看法,听了宋仁宗的话后,更加坚定了他弹劾文彦博的决心。不久,唐介便向宋仁宗上书,以“阴结贵妃,专权任私”为由,弹劾文彦博。唐介还在朝会上,慷慨陈辞说,文彦博任成都知府期间,曾赠送“蜀锦”贿赂张贵妃,断言文彦博提拔为宰相是“走夫人路线”的结果。而今屡屡对张尧佐加官进爵,不过是加深与张贵妃的关系,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权力和地位罢了,要求宋仁宗罢免文彦博的宰相职务。
众目睽睽之下,唐介历数宋仁宗最信任的宰相文彦博的不是,这既是弹劾文彦博,又是指责皇帝用人不当,尤其是一句“因贵妃而得执政”,让宋仁宗这位平日里轻易不发火的皇帝非常气恼。他推开唐介的奏折不看,威胁要贬唐介的官。唐介丝毫也不胆怯,他说:“臣忠愤所激,鼎镬不避,何辞于谪?”火烹水煮我都不怕,还怕贬官?
这几乎是火上浇油,宋仁宗更加恼怒,赶紧把宰相、副宰相等几位肱股大臣叫到跟前,让他们传阅唐介的奏折,愤愤地说:“上疏谈论大事是唐介作为御史的职责,但说文彦博靠巴结嫔妃当上宰相,这是什么话呢?任用官员,她们怎能参与?”此时,文彦博也在朝堂上,不远处的唐介竟然大声对文彦博说:“彦博宜自省,即有之,不可隐。”文彦博满脸通红,连连向皇帝谢罪。
事后,文彦博还是被罢去了宰相职务。唐介虽然也被贬谪至英州(今广东英德市),但士大夫们对他却一片赞扬之声,天章阁待制李师中、太常博士梅尧臣纷纷献诗,表达钦佩之情,尤其李师中诗中一句:“去国一身轻似叶,高名千古重于山”,给予了唐介极高的评价,他因此获得了“真御史”的雅号。
那么,唐介为什么能够“鼎镬不避”呢?这不过是因为当时少用“鼎镬”、多以贬官了事之故,倘若真的因言挥刀,时常来个“水煮活人”,哪还容得这个小小的御史顶撞皇帝、弹劾宰相、拿皇帝的宠妃说事呢?更勿谈什么庭论、谏诤、咆哮朝堂了。
所以,唐介的底气,既有他仗义执言的胆识,也有权力架构方面的原因。宋沿唐制,中央监察机关为谏院和御史台,职责是:“纠察官邪,肃正纲纪。大事则廷辩,小事则奏弹”。监察机关里的谏官、御史们,被形像地称为言官,可以直言皇帝的过失,纠察宰相以下的百官。同时,宋代谏官、御史还拥有一项特权,可以“风闻弹事”,哪怕是对于没有真凭实据的事情,也可以进行弹劾,弹劾错了,并不追责。所以,唐介对文彦博送“蜀锦”这一道听途说的事情进行弹劾,而文彦博非但不敢辩白,甚至还连连谢罪。同时,一个谏官、御史在职期间,如若没有弹劾、扳倒几位不称职的高官,反倒会被士大夫讥为尸位素餐的。这样一来,权力就得到了实实在在的监督。
后来,还有件小事颇值得玩味。宋仁宗把唐介贬官英州后,又担心唐介忧愤交集,死于贬途,害怕被戴上“杀直臣”的帽子,赶忙安排身边的宦官,一路护送唐介至英州就职,才长长松了口气。并且,仅仅几个月后,就把唐介调至郴州、潭州,不久,恢复了他的殿中侍御史,又提拔为知谏院。至于这一结果是不是在唐介的预料之中,后人不好妄加揣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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