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王朝靠什么驯服了汉族人?因中国人的奴性吗
清王朝靠什么驯服了汉族人?
谈到中国人的奴性,大家都知道林语堂先生有句名言:中国有一类人,身处社会最底层,却有着统治阶级的思想。
我以为,这句话不如说得更透彻些:中国的奴隶们,身处底层,却常常为统治他们的上层奴隶主着想,甚至为主子的利益拼命。
但是,我要强调:造就这一切的,不是被统治者,而是统治者。尤其是近代以降,清王朝的民族压迫式的专制愚弄统治,对汉民族精神性格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。
亲身体验清国国情的英国马嘎尔尼曾如是说:
“满清政权以其高压手段完全驯服了这个民族,并按自己的模式塑造了这个民族的性格。他们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完全由朝廷的意识形态所左右,几乎完全处在朝廷的控制之下。”
于是乎,一个世界人口最多的民族,在人类文明空前进步的近代,不进反退,退化成了最听话的“奴才族群”。十八世纪末,马嘎尔尼的同胞罗杰斯出使清国,回国后也写了一本回忆录。回忆录中记载的一个段落发人深省:罗杰斯访清时,清国恰逢大力宣扬的“乾隆盛世”,但罗杰斯所见满不是那么回事。他看到惨无人道的阉割术还在清国大行其道,于是抑制不住愤怒,公开为清国太监打抱不平。他对满清乾隆皇帝说:“你们的太监制度将健康人变成残疾,很不人道。”但没等乾隆皇帝回话,贴身太监姚勋抢嘴道——“这是陛下的恩赐,奴才们心甘情愿。”
罗杰斯回忆录所记的这段“姚勋之音”,也有人说是马嘎尔尼留下的另一版本。这段故事虽然没有更详实的史料佐证,被现代不少人怀疑为杜撰,但是,随后发生的一连串真实史事,却足可证明:有没有姚太监这个人这段话并不打紧,奴才们并不孤独,一个奴才国的精神底色,无需孤证。
1860年,英法联军进北京,攻打圆明园,满清皇室和八旗军队全部作鸟兽散,但却有“八品太监”汉人任亮等20位宦官冒死抵抗,为保卫满清主子的乐园殉难。后来清廷为任亮树碑立传,碑文是这样写的:“勇哉明亭,遇难不恐,念食厚禄,必要作忠,奋力直前,寡弗抵众,殉难身故,忠勇可风。”
这段墓碑,要说得更直白些,大概就是这一句话:你们这帮奴才吃主子的饭,不忘报恩,死得其所。
更奇葩的还有义和团,朝廷一没发工资二没给编制,本身都是受压迫民族的底层流民,但当八国联军进兵清国时,他们却信誓旦旦、誓死保卫“朝廷”,其“奇异羊属性”由是暴露无遗:
这些奇异的圈中羊,对于统治他们的狼,充满感激,甚至迷恋这种生态圈,当外来狼群打破这种生态圈时,圈中羊群还要为保住“圈中狼”的利益拼命。骨子里刻入“忠臣”字样的义和团之类的民间武装组织,就是这样一群不可救药的羊。
这些“奇异的羊”是怎么养殖起来的?
就像姚太监所言,这得拜“陛下恩赐”。满清入关,一小撮满清权贵对亿万汉人实行民族压迫式的专制统治,对被统治的人口众多的汉民族,他们一手杀戮,一手愚化;一边“弃市、凌迟、灭族”,一边搞什么《四库全书》“消毒”文化工程,把华夏上千年来积淀起来的人格、骨气、思考能力,消弭殆尽。
显然,像姚勋、任亮、义和团那样“以奴为荣”的汉人,丧失了起码的自尊。但其根本原因,不在可怜的他们自身,而在政府。是因为清政府从来没有把他们当人来看待,所以久而久之,他们便形成了奴隶的惯性。
当时,对已经获得自由的西方人来说,他们看清人,就像一个正常人看病人。没错,清人有病,且病得不轻。那是一种什么病?用现在的医学术语来讲,就是“斯德哥尔摩综合征”。人质与劫匪站到一起,不仅不恨劫匪,反而帮助劫匪一起对付解救他们的人。以姚太监为代表的汉人做了满清奴隶却麻木不醒,还埋怨“为他们鸣不平”的人是“吃饱了撑的”。
大家应该记得,鲁迅《药》中所述的红眼阿义那群氓众,你说大清国天下不应属于爱新觉罗氏一个人,他说你疯了,对你拳脚相加。夏瑜这样的革命者在他们面前就是欠揍的疯子。显然他们已然习惯了“不被当人”。即使被压得变了型,也宁可在沉默中死亡,而不在沉默中爆发。在这漫长的汉民族受压迫历史上,此时的汉民族沉闷寂灭到了极点,但却少有“狂人”“疯子”作吼。那些自作聪明的“非疯子”头脑太冷静了,他们心里甩不掉恐惧,忘不了能不能,所以就不免尊从鞭子的驱赶拉着磨盘,顺着惯性转来转去,而从不敢做一回“疯子”掀翻磨盘,或者跟着“疯子”走,走向光明。(原文来自程万军的头条号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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