历史曾给大清留下一线生机只可惜错过了!
历史走到了19世纪后半期。中国又生生错过了二十年的改革机遇,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,清王朝的政治架构已经很难容纳新的社会生产力。生产关系成了生产力发生、发展的严重障碍。最后的覆亡当然不只是外来敌人这唯一的因素。
同 治六年六月二十日(1867年7月21日)的傍晚,清廷重臣曾国藩与其最为赏识的机要幕僚赵烈文有一段对话,在这段对话中,对天下大事有着极为精准判断的 赵烈文认为,清朝一系列的历史问题没有解决,这些问题到了关键时刻必将像梦魇一样缠绕着满洲人。这些历史问题就是“诛戮太重”。
嘉定十日、 扬州三屠,诸如此类,满洲人都没有及时给予合理解释。赵烈文预见了大清最后十几年种族主义必然崛起,大清欲学晋宋南渡皆无可能。满汉双轨既是清朝统治稳定 的关键,又是大清王朝的命门,是一把双刃剑。他预言,清王朝的覆灭超过不了五十年。赵烈文是在目睹着清王朝“同治中兴”的曙光中说出这段话的。
落后的中国在西方主导的规则下,被动地进入了世界,被动地接受着丛林法则的蹂躏。连续的教训,也在推动着它进行某种变革。《北京条约》意味着又一个时代的开 始。它被动地化解了中国与西方列强二十年来的冲突。知耻而后勇,在被英法联军打败后,清王朝内部反而出现了诚心诚意向西方学习的现象。
同治中兴是指清朝后叶,同治帝在位期间(1862-1874年)的一个中兴阶段。
清帝国在两宫皇太后、恭亲王奕䜣的领导下,以及“中兴大臣”曾国藩、左宗棠、胡林翼、李鸿章等人的努力下,终于平定了洪秀全太平天国运动,侥幸地解决了困扰 大清王朝十余年的心腹之患。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,也在这一过程中获得改善,一场以学习西方为标志的洋务运动正在逐步展开,“同治中兴”的欢呼声充斥朝 野。
清政府如果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,也可能就不会发生赵烈文的悲观预计,半个世纪之后的清王朝可能会以全新的面貌屹立在世界东方。
然而,清政府没有在学习西方的道路上坚定不移地走下去,而是半信半疑,中体西用,用了几十年的时间,到头来发现学习西方的结果,差不多就是一系列半吊子工 程:中国拥有一支亚洲最强的现代化海军,但是缺少近代的海权意识;中国拥有一大批近代企业,诸如福州船政局、轮船招商局、制造局、电报局、开平矿务局等, 但没有产生自己的资产阶级。掌管这批近代大型企业的人,差不多都是“红顶商人”,因而这些企业虽然在基本装备上非常现代化,但管理它们的却是旧式衙门。
落后的政治体制,旧传统背景下不可克服的腐败,让清政府陷入无法自救的恶性循环中,腐败、贪污、惊人的浪费,是晚清官场的常态,清政府找不到重建新秩序的契 机,经济上的“同光中兴”并没有给中国带来一个新的时代,中国没有利用这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加入与世界同步发展的轨道,更没有踏上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节 拍。
没有什么比思想的束缚更能阻碍传统的突破。旧的观念严重禁锢了中国人,扼杀了人才,窒碍了创新。中国在收获“同光中兴”经济成功时,没 有适时实现社会转型,没有培养出自己的社会中坚阶级,这是最为可惜的一件事。它为后来的历史突变,为大清帝国的瓦解,埋下了一颗最具生命力的种子。没有冷静的头脑就不可能有冷静的智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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